趣聊两汉：古代的法律制度，都很严苛吗？

提到古代司法，我们脑海里多半会浮现出 “严刑峻法”“株连九族”的冷酷画面。

仿佛一旦触犯法律，等待普通人的只有毫不留情的刑罚。

但湖北张家山汉简出土的《二年律令》，却揭开了一段你可能想不到的历史。

汉代不仅存在类似“保释”的柔性司法制度。

普通人犯轻罪后，还能通过“输钱减罪”“以劳抵刑”等方式获得缓冲。

汉代的“输钱减罪”并非贵族专属的特权，而是覆盖到平民的普适性制度，其核心依据便是《二年律令》中的赎刑条款。

与秦朝“失期，法皆斩”的一刀切不同，汉代将刑罚细分等级。

仅赎刑就涵盖了从“赎耐”（剃去鬓发的劳役刑）到“赎死”（死刑替代）的完整体系。

其中轻罪的赎金标准完全贴合普通人的承受能力。

《二年律令·具律》明确规定，不同等级的赎刑对应固定赎金。

一般轻罪，普通农户通过变卖粮食、织物便可凑齐。

这种柔性司法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汉初统治者反思秦亡教训后的制度创新。

秦朝因“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导致天下大乱，刘邦入关后立刻“约法三章”废除秦苛法。

到了汉文帝时期，不仅废除肉刑，还进一步细化赎刑制度。

允许平民通过“入粟赎罪”减免轻罪，既缓解了国库粮食压力，又给百姓留了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种“缘人情而制”的立法思路，让汉代法律跳出了“惩罚为主”的桎梏，转向“惩戒与教化并重”。

根据《二年律令·具律》规定，公士以下爵位者、七十岁以上老人、十七岁以下少年犯罪。

若应受肉刑可改为“完刑”，即保留头发和身体完整仅服劳役，若无力缴纳赎金。

甚至还能通过“居赎”方式，到官府服劳役抵偿，每日劳作可折算相应赎金。

对于女性罪犯，法律同样网开一面，除了谋反、杀伤亲夫等重罪外。

多数轻罪均可通过赎刑减免，避免其家庭因主劳力受罚而崩溃。

在具体案件处理中，司法官还会考量主观动机，即便是触犯法条，若动机向善也可从轻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赎刑制度有着严格的边界，绝非“花钱就能脱罪”的无序状态。

对于谋反、谋杀父母、诬告他人死罪等重罪，法律明确规定“毋得以爵赎”。

即便是贵族也无法通过钱财或爵位减免刑罚，确保了法律的严肃性。

在执行层面，赎金数额由法律明确规定，地方官员不得擅自增减，若司法官“出入罪”（故意轻判或重判），将以同罪论处。

为防止诬告和伪证，法律还设立“证不言请”条款，要求证人必须如实作证，供词公示三日无异议后方可生效。

作伪证者将“反坐其罪”，即按所诬告罪名处罚。

这种法律制度，对于轻罪者而言，减少了“一罪致贫、一罚致乱”的风险。

对于官府来说，则形成了“惩戒罪犯、保障民生、充盈国库”的多赢局面。

这种制度创新不仅在西汉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还被东汉继承发展。

东汉时期出现了“以军功赎死”“以官秩赎死”等形式，赎刑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司法手段。

回望汉代司法制度，我们不难发现，那些被我们视为“现代文明标志”的司法理念，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萌芽。

汉代统治者用赎刑制度为普通人留出司法缓冲，用“论心定罪”平衡法理与人情。

用严格的程序防止权力滥用，构建了一套“严而不酷、宽而有度”的司法体系。

这套制度既不是对犯罪的纵容，也不是单纯的刑罚轻缓，而是对“法律本质是治理工具而非惩罚工具”的深刻认知。

打破“古代司法只有严酷”的偏见后，我们看到的是汉代法律的理性与温度。

那些刻在竹简上的柔性条款，不仅见证了汉初休养生息的治国智慧。

更证明了无论哪个时代，法律的终极目标，都是维护社会秩序、教化民众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