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小队20人歼灭200多敌军，战利品实在太多，猪肉饺子都扔了

“1940年12月下旬深夜两点，’高队长，远处火光闪了一下，像是鬼子在起灶。’岗哨压低声音报告。”凛冽北风裹着冰碴子掠过密林，树木在黑暗中吱呀作响，东北的冬夜冷得能把呼吸凝成霜花。六支队这支只剩20名战士的小队，就蹲在积雪没膝的沟壑里，用肩膀抵住彼此取暖。对他们而言，黑夜和严寒从来不是敌人，而是最好的伪装。

20天前的遭遇战，六支队一口气甩掉了日军三层包围圈，却也把原本六十多人的建制丢得七零八落，伤亡和冻伤把队伍压缩到不到一个班。更糟糕的是，封锁线切断了山外的补给，日军“归屯并户”和“粮谷出荷”两套手段把老百姓死死圈在碉堡村里，连一把豆子都别想带出来。高继贤手里那点弹药少得可怜：每支步枪三发、轻机枪一条弹链，外加两枚“木柄”。粮食呢？麻袋只剩半袋带壳高粱，还得省着当种子。

几小时前，他们靠半锅蘑菇汤将就了一顿。汤里见不着油花，味淡得像嚼雪，可再难咽也得喝；不补充热量，在零下三十度的山林里，很快就会把人逼进昏迷。偏偏就在这时，侦察兵带回消息：前方山坳亮起篝火，疑似小股日军勘探队，人数十来个。对于挨饿两天的战士而言，这像是上天递过来的一口锅，里面说不定正翻滚着白面条和猪肉罐头。

队伍悄悄靠近，借皎洁月色观察。说来也怪，营地里除了篝火旁那几个人影，隐约还有更多步枪架在雪地上反光。高继贤没有贸然开枪，他让两名侦察兵绕到背坡。十几分钟后，探子滚雪回来：“高队，坏了，不止勘探队，后面停着三辆卡车，少说二百个！”尴尬的局面一下摆在眼前——打还是不打？

抛开火力差距不谈，一旦交手，就意味着周围鬼子部队会被枪声吸引。可若放过，日军会不会反身去追其余抗联分散部队？高继贤蹲在雪地上，用尖木棍在地面划线。他认准一点：山坳四面封闭，仅一条羊肠小路能进出。只要先破掉外围机枪，再把手榴弹捅进大帐篷，敌人瞬间成瓮中之鳖。有人低声嘀咕：“队长，赌得是不是太大？”他没回头，只是冷冷一句：“再拖一天，我们就得啃靰鞡鞋底子。”

计划敲定，六支队分成三组。两名最年轻的战士负责干掉藏在火盆旁的歪把子机枪手；政委带五人持“木柄”摸向中心大帐；余下人员依地形架枪，确保压制出口通道。零点三十分，山坳里突然刮起一阵狂风，火焰被吹得“呼啦”一声窜高。就在那一瞬，黑影闪过，两发短点射撂倒了岗楼上的哨兵。几乎同时，三颗手榴弹掠过火光，“轰”地炸翻大帐篷。睡梦中的日军连枪栓都来不及拉就被碎木和帐布掀翻。

鬼子惊慌中想抢机枪，却发现枪座已被搬空，高继贤端着缴获的歪把子，子弹像撕布条一样扫成扇面。山谷回声震耳欲聋，雪粉被炸得四处飘散，空气里都是炸药味和焦布味。短促却凶狠的火力让日军误判对手数量，乱成一锅粥。不到一刻钟，指挥官中弹身亡，剩余士兵四散逃命，又被狙击手一一点名。为防意外，六支队没有恋战，快速搜缴武器，每人背枪再扛弹箱，动作利索到极点。

战利品让人眼花：三八步枪上百支，歪把子十余挺，子弹、迫击炮弹堆得像小山；伙房那边更夸张，白面成袋、猪肉罐头、热气腾腾的大饺子整筐整筐。战士们一边装子弹一边咽口水，口号却只有一句：“能打的带走，不能打的就地销毁！”他们砸破油桶，在饺子堆上浇一层柴油，熊熊火光腾起，把无缘入口的肉香彻底烧进夜空。遗憾？当然遗憾，可对六支队来说，子弹比猪油重要，火力就是命。

撤出山坳时，东方已经隐隐泛白。小队沿冰封河道一路急行二十里，赶在日军搜山前钻进密林。统计伤亡：四人轻伤、无一阵亡；缴获弹药足够每杆步枪三百发，外加手榴弹百余枚，机枪子弹成箱。饥饿依旧没解决，但倚着这些火力，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去打下一个目标——弹壳能换粮食，枪口能撕开封锁。

消息通过地下交通员传到北满各支队，引起不小震动。二十人啃着草根打出如此战果，士气瞬间提上来。值得一提的是，日军情报机关事后竟上报“遭遇百余名苏联顾问指挥的重装部队”，自家伤口找不到解释，于是只好臆造“外援”。这份荒唐电报被译成中文后，在抗联内部流传，大家看完哈哈大笑——真正的“重装”，不过是几双被油毡修补过的棉靰鞡。

有意思的是，战斗结束第三天，两个被日军抓来的向导偷偷摸到密林，献上一口铁锅和半袋小米。原来，那夜大火映红半边雪岭，他们趁乱逃脱，又担心抗联兄弟断粮，于是翻山越岭送来谢礼。高继贤接锅时，只淡淡一句：“多谢，鬼子还会再来，走得越远越好。”随后命通讯员把小米藏在雪坑，留作下一个寒夜的底牌。

从此以后，六支队在黑龙江以南的深山里五进五出，专挑日军哨卡、粮站下手。日军再提“围剿游击队”，就有人悄悄提醒：“小心那伙能把猪肉饺子当柴烧的疯子。”试想一下，当对手不得不把二十个人的名字当成两百来防备，这就是游击战真正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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