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后代今何在？第35代后人从不外出打工，一辈子只干一件事

一九八九年仲秋，安徽合肥东郊的包公后村迎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雨声掩不住木鱼的低吟。雨幕里，一个身影正把早已卷边的竹帘绑好，免得水汽浸湿祠堂里那几卷宋碑拓片。这个人便是包拯第三十五代孙包先良，当时五十一岁。

雨停后，村道泥泞，他却照例点燃两柱清香，低声诵读祖训。他说祖训只有一句话掷地有声——“贪者不归”。词极短，意极重。村里老人常笑言，这六个字抵得过半部《资治通鉴》。

时间往前推九百六十年，宋仁宗皇祐元年，包拯卒于京师开封。次年，包氏家族在合肥立祠。祠前原有一口百年古井，井栏至今仍可见数道绳痕。老辈人说那是先人挑水洗手用的——洗尘，也是洗心。

到了清代咸丰年间，祠堂因兵燹焚毁大半，包氏十七世祖包思慎散尽家资重新修复。修复碑记仍嵌在东墙，只是字迹已模糊。民国二十七年日军南侵，炮火把祠堂东厢又掀掉一角，幸存的只有祖训碑。彼时包家后人各奔东西，但祖训碑被一位族婶包秀英埋在菜地，才得以保全。

新中国成立后，合肥地区展开土地改革。包家田地被统一登记，祠堂身份却一度成了“闲置宗祠”。一九五五年春，县里准备把祠堂改成仓库。包先良的父亲包志诚跪求有关部门，声明愿以个人名义承担守护责任。批文很短，只有九个字：“个人自管，自修不补”。由此，包先良从十四岁起便跟着父亲扫地、擦碑、补瓦，活计重复却一日不缺。

“你们家孩子不下田？”当年生死簿登记员曾好奇。父亲答得干脆：“须有人守祖训。”这一答，决定了包先良此后六十年的日程表——黎明扫院、日中讲史、夜半添灯。

改革开放后，外出务工潮兴起。村里同龄人大多去了沿海，修电器、跑货运、开饭店，手里攒下了砖房小车。包先良却连肥城都少去，原因很简单：离开两天，祠堂就断香火，游客问不到人。有人替他算过账，若收讲解费，一年少说也有三四万元，他笑笑，继续给游客指着梁柱上的楷书：洪迈题“冰壶”二字。

不可否认，他的日子真清苦。九十年代初，祠堂后墙塌了一段，他扒下自家灶台旧砖，硬是补齐。邻舍看不过，提议众筹，条件是“修好后挂块功德碑”。他摇头。“要为祖宗花钱，就得没名没姓。”一句话堵住了所有劝说。

二〇〇一年，县里打算发展红色加廉政旅游，祠堂自然在规划里。设计图十分现代：玻璃顶、电子解说、售票窗口一应俱全。方案公示那天，人群里传出一句低沉的反对：“祖宗的屋顶不能镀金。”说话的正是包先良。他提出折中：屋瓦可以换新，但必须延用青黛色、手工铺设；讲解可以配字幕，但不设收费窗口。方案最终保留了他的意见，祠堂得以保持原貌，县里也因这份“倔强”赢得了不少好评。

二〇一五年夏，一名深圳企业家驱车来访，自称愿捐一百万元用于祠堂数字化，并建议包先良“留一间售卖文创的屋子”。老人沉默良久，只说一句：“数字化可以，售卖不敢。”最终，企业家留下了加固木梁的经费，其余悉数撤回。

也有人对他的选择表示疑惑。“一辈子守一座祠堂，值吗？”村口的青年曾这样发问。老人回答简短：“包公只办清官一件事，我只守祠堂一件事，够了。”大概两秒钟的对话，却在青年心里掀起波澜。此后，这名青年考上公务员，后来调入县纪委，偶尔回村，总会在祠堂门口停留片刻。

今天的祠堂仍无闹市气息。青瓦灰墙，榆木门闩，挂着一串细小铜铃。风过铃响，像在提醒：廉洁自律，警钟长鸣。游客不算多，来者多是慕名者。有人问：“包公的后人如今几代？”老人捻指答：“三十五代，未断。”问者再追：“你家孩子会接力吗？”他不急不躁，说：“等他们愿意。”

事实上，他的长子包文敬已在镇上当老师。每周末回村，看父亲，也帮学生写调研报告。有人担心香火断绝，包文敬却说：“先让父亲放心，自己总会有人接班。”这句带着自信的口吻，暗示着守护不会轻易终结。

二〇二二年冬，包先良病中仍坚持起身擦拭祖训碑。他对看望的人轻声嘱咐：“碑上的字别让尘盖住。”没说别的。来年开春，他又站在了门口，拂去台阶上积雪。年过八旬，腰已佝偻，手上的力道却依旧稳。

千年光阴，将包拯之名镌刻进文化记忆；一人坚守，把家训化为日用伦常。祠堂或许不起眼，只是一方砖瓦，却连着华夏廉洁精神的脉搏。包先良用几十年的平凡劳作说明：清廉不需要豪言，只需日复一日的选择。有人路过此地，也许只带走一张照片、一段故事；更多人悄悄留下的是一份坐标——在利益与原则的十字路口，总有人提醒自己，别贪别偏。世界喧嚣，六字祖训仍在。

未来谁来执扫帚？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倘若有一盏灯永不熄灭，后来者自然会找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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