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我从战场上下来，军功章挂满胸前，回家却发现物是人非

火车咣当咣当，像个不知疲倦的铁盒子，把我从南疆的闷热，一路拖回了北方的干冷。

车窗上哈出一层白雾，我用袖子擦了擦，外面是灰蒙蒙的天，和我记忆里一个样。

四年了。

我摸了摸胸口，那几枚沉甸甸的军功章硌得心口有点疼。

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它们在军装上闪着光，像一双双眼睛，盯着我看。

车厢里的人不多，看我的眼神都带着点敬畏，还有点好奇。他们小声议论，指指点点。

我没理会，眼睛一直盯着窗外。

快到了，那个我豁出命去保卫，也豁出命去思念的地方。

家。

下了火车，一股混着煤烟味的冷风灌进脖子，我打了个哆嗦。

真冷。

比猫耳洞里的阴冷还要刺骨。

站台上人来人往，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脸上是为生计奔波的疲惫。这里没有枪炮声，没有喊杀声，安静得让我有点不适应。

我提着简单的行李，一个褪了色的帆布军用包，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就是给媳妇苏梅和女儿念念带的礼物。

一块上海牌手表，给苏梅的。

一个穿着花裙子的塑料娃娃，给念念的。

我攥着包带，手心有点出汗。

四年了，苏梅还好吗？念念……应该长很高了吧。走的时候，她才三岁，话都说不利索，只会抱着我的腿哭。

我深吸一口气，把军帽往下压了压，迈开步子。

从火车站到我们家住的工人新村，要穿过三条街。

街还是那条街，路边的槐树光秃秃的，伸着黑色的枝丫，像一双双干瘦的手。

但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墙上的标语换了新的，红底白字，写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不懂，也不想懂。

路边多了些修鞋的、卖烤红薯的小摊贩，揣着手，哈着白气。

一切都那么鲜活，又那么陌生。

我像个外人，一个从另一个世界掉进来的异类。

终于，那栋熟悉的红砖筒子楼出现在眼前。

我们家在三楼，西边第一户。

我站在楼下，仰着头，心脏“咚咚”地跳，比在战场上冲锋时还快。

三楼西户的窗户里，亮着温暖的橘黄色灯光。

苏梅在家。

我笑了，这几个月来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笑。

活着回来，真好。

我三步并作两步地往楼上跑，皮靴踩在水泥楼梯上，发出沉闷又急促的响声。

三楼。

我家的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光，还有……一阵阵笑声。

一个男人的笑声，爽朗，带着点得意。

然后是苏梅的声音，有点娇嗔：“你轻点，别把碗打了。”

我伸出去准备推门的手，僵在了半空中。

全身的血液，好像瞬间就凉了。

我站在门外，像一尊雕像。

里面的声音还在继续。

“念念呢？又跑去张奶奶家了？”男人的声音。

“嗯，让她去玩会儿，省得在家闹腾。”苏梅的声音。

“还是你想得周到。”

“快吃吧，一会儿凉了。今天厂里发的带鱼，我特意给你炸的。”

“香，真香。你这手艺，比国营饭店的大师傅都强。”

我听着，每个字都像一根针，扎进我的耳朵，再扎进我的心里。

疼。

的疼。

比子弹打穿胳膊还疼。

我靠在冰冷的墙上，胸口剧烈地起伏，那几枚军功章随着我的呼吸，发出细微的磕碰声。

叮，叮，叮。

像是在嘲笑我。

林向东啊林向东，你在前线拿命换来的军功，就是为了回家听这个？

我不知道站了多久，直到腿都麻了。

我缓缓直起身，抬手，用力推开了那扇门。

“吱呀——”一声，刺耳又漫长。

屋里的笑声戛然而止。

饭桌旁，两个人同时回过头。

苏梅，我的妻子。她穿着一件崭新的碎花罩衫，烫了时髦的卷发，脸上那惊讶的表情，像是见了鬼。

她旁边，坐着一个陌生的男人。四十岁上下，头发梳得油亮，穿着一件的确良衬衫，手腕上还戴着一块明晃晃的上海牌手表。

桌上摆着三菜一汤，炸带鱼，花生米，炒白菜，还有一碗鸡蛋汤。

男人手里还拿着一个馒头，嘴角沾着油光。

他脚上穿着的，是我走之前，苏梅亲手给我做的那双千层底布鞋。

空气凝固了。

时间也凝固了。

只有墙上那台老式座钟，还在“滴答、滴答”地走着。

苏-梅的嘴唇哆嗦着，脸色从惊讶变成煞白，她站起来，椅子“刺啦”一声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

“向……向东？”她的声音像蚊子叫。

我没看她。

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也回过神来，他有些局促地放下馒头，站了起来，眼神躲闪，不敢和我对视。

“你……你是……”他结结巴巴地问。

我没回答。

我只是看着他脚上的鞋。

那双鞋，鞋底是我娘纳的，鞋面是苏梅绣的。临走前一晚，苏梅熬着夜，点着煤油灯，一针一线地缝好。她说，穿着它，走到哪儿都能想着家。

现在，它穿在另一个男人的脚上。

我把背上的帆布包缓缓地放下来，放在门边的地上。

包里那个准备送给苏梅的手表，此刻像一块烧红的烙铁。

“他是谁？”我开口了，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

苏梅浑身一颤，嘴唇嗫嚅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个男人倒是先开了口，他清了清嗓子，似乎想找回一点镇定。

“这位同志，你有什么事吗？”他摆出一副主人的架势。

我笑了。

笑得比哭还难看。

“我有什么事？”我往前走了一步，皮靴踩在地板上，发出“咯噔”一声闷响。“我回家，你说我有什么事？”

“回家？”男人愣了一下，随即看了一眼苏梅，眼神里全是询问。

苏梅的脸色更白了，她死死地咬着下唇，不敢看我。

“苏梅，”我叫她的名字，一字一顿，“他是谁？”

苏梅的眼泪“唰”地一下就下来了，她捂着脸，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

“我……”她哽咽着，“向东，你听我解释……”

“解释？”我重复着这两个字，觉得无比讽刺，“好啊，我听着。”

我拉过一张凳子，就在饭桌旁坐下，军装笔挺，胸前的军功章在灯光下闪着冰冷的光。

我就那么坐着，看着他们俩。

像是在审判两个俘虏。

那个男人大概是被我的气势镇住了，他站在那里，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我……我叫王建城，是纺织厂的……科长。”他自己报了家门。

“王科长。”我点点头，拿起桌上的一双筷子，夹了一块炸带鱼。

鱼已经冷了，咬下去，满嘴的腥味和油腻。

“王科长，在我家吃饭，挺习惯啊。”我慢慢地嚼着，眼睛却像刀子一样刮在他脸上。

王建城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强撑着说：“同志，你可能误会了。我和苏梅……我们……”

“你们怎么？”我追问。

“我们……是经过组织批准的。”他终于憋出了一句。

“组织？”我愣住了，“什么组织？”

“街道办，还有厂工会。”王建城的声音大了一点，好像这几个字给了他底气，“苏梅拿到了你的……牺牲证明。”

牺牲证明。

这四个字，像一颗炸雷，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开。

我死了？

我在哪儿死了？我怎么不知道？

我猛地转头看向苏梅。

她哭得更厉害了，几乎要瘫倒在地上。

“证明呢？”我的声音冷得像冰，“拿出来，我看看。”

苏梅哆哆嗦嗦地走到床头柜，拉开抽屉，从里面翻出一个信封。她的手抖得厉害，那张纸半天都拿不出来。

王建城走过去，从她手里拿过那张纸，递给我。

我接过来。

一张盖着红章的薄纸。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林向东同志，于一九七八年X月X日，在南疆边境冲突中，为保卫国家财产，英勇牺牲。

落款是部队的公章。

日期是一年半以前。

我看着那张纸，突然很想笑。

原来我早就“死”了。

死得明明白白，有凭有据。

我把那张“牺牲证明”放在桌上，用手指轻轻敲了敲。

“所以，我成了烈士，你就成了烈士家属，”我看着苏梅，语气平静得可怕，“然后，王科长就来照顾烈士家属了？”

苏梅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地摇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王建城在一旁帮腔：“苏梅一个女人家，拉扯着孩子，不容易。组织上也很关心，我……我就是受组织委托，多帮衬着点。”

“帮衬？”我冷笑一声，“帮衬到家里来了？帮衬到饭桌上来了？帮-衬到……我做的鞋都穿你脚上了？”

最后一句，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王建城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

“你这同志，怎么说话呢？”他急了，“我们是正当关系！我们上个星期，刚领了结婚证！”

结婚证。

又是一记重锤。

我感觉自己的脑袋“嗡”的一声，天旋地转。

我用手撑住桌子，才没让自己倒下去。

我看着苏梅，那个我离家时还对我依依不舍，哭着说“向东，你一定要活着回来”的女人。

现在，她成了别人的妻子。

而我，一个活生生的人，却成了一个写在纸上的“烈士”。

这是何等的荒谬！何等的讽刺！

“念念呢？”我突然想起我的女儿，这是我此刻唯一的念想。

“念念……”苏梅的声音带着哭腔，“在……在邻居张奶奶家。”

“我去叫她。”我站起来。

“别！”苏梅一把拉住我的胳膊，眼神里全是惊恐，“向东，你别吓着孩子！”

我甩开她的手。

“吓着孩子？”我指着王建城，“他在这儿，就不吓着孩子了？”

我没再理他们，转身就往外走。

张奶奶家就在对门。

我敲了敲门。

门开了，一个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女孩探出头来。

她七岁了，个子长高了不少，眉眼之间有我和苏梅的影子。

但她看我的眼神，是完全陌生的。

甚至，带着一丝胆怯。

“念念。”我蹲下身，想让自己看起来和蔼一点。

我的声音在发抖。

她往后缩了缩，小声问：“你找谁？”

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地攥住了。

她不认识我了。

我的女儿，不认识我了。

“念念，我是爸爸。”我说。

她眨了眨大眼睛，眼神里全是困惑。她回头看了看屋里的张奶奶，又回头看了看我。

“我爸爸……牺牲了。”她小声说，像是在背诵一段被告知过无数次的话。

“老师说的，我爸爸是英雄。”

英雄。

我胸前的军功章，此刻像是千万根钢针，扎得我喘不过气来。

“谁告诉你的？”我问。

“妈妈，还有王叔叔。”

王叔叔。

她叫那个男人“叔叔”。

我闭上眼睛，再睁开，眼前一片模糊。

张奶奶从屋里走出来，看到我，愣了一下，随即“哎呀”一声。

“向东？你……你不是……”

“我回来了，张奶奶。”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张奶奶是个明事理的人，她看看我，又看看屋里，叹了口气，把念念轻轻往前推了推。

“孩子，这是你爸爸，你亲爸爸。他从部队回来了。”

念念还是怯生生的，不敢靠近。

就在这时，王建城从我家走了出来，他脸上堆着笑，朝念念招手。

“念念，回来了？王叔叔给你买了麦芽糖。”

念念的眼睛亮了一下，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王建城，犹豫了一下，竟然小跑着奔向了王建城。

她熟练地躲开王建城伸过来的手，从他兜里掏出了一块用纸包着的糖，然后又跑回了张奶奶身后，一边剥糖纸，一边偷偷看我。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小偷，一个闯入别人幸福生活的不速之客。

而我闯入的，偏偏是我自己的家。

王建城直起腰，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胜利者的炫耀。

他好像在说：你看，军功章有什么用？孩子认的，是糖。

我没说话。

我只是看着我的女儿，看着她吃着另一个男人给的糖，看着她对我这个“英雄爸爸”满眼的陌生。

我的整个世界，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

那一晚，我没有再回那个“家”。

我在楼下的花坛边坐了一夜。

北方的冬天，寒风像刀子一样。我没觉得冷，只觉得心是空的。

我一遍遍地回想，想这四年里发生的一切。

战场上的炮火，牺牲的战友，身上的伤疤……

还有苏梅的信。

一开始，信很勤，信里都是思念和牵挂。她说她和念念都好，让我保重身体，早日凯旋。

后来，信渐渐少了。

再后来，就断了。

我当时以为是战事紧张，邮件不通。我还安慰自己，没消息就是好消息。

现在想来，多么可笑。

那张“牺牲证明”是怎么回事？

部队的管理很严格，这种事不可能出错。除非……除非是有人故意为之。

是为了让我“死”得顺理成章，好让某些人“照顾”我的家人？

我不敢想下去。

天快亮的时候，我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四肢。

我不能就这么倒下。

我是林向东，是九连连长。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过，这点事，打不倒我。

我得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先去了街道办。

接待我的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妇女，她看了我的军官证，又看了看我，一脸的不可思议。

“林向东？你……你不是烈士吗？”

又是这句话。

我耐着性子问：“同志，我想问一下，我爱人苏梅和王建城领结婚证，是谁批准的？”

那妇女翻了半天档案，找出一份材料。

“没错啊，手续齐全。有部队的牺牲证明，有纺织厂工会开的介绍信，还有……苏梅同志自己写的申请。”

她把那份申请递给我看。

上面是苏梅的字迹，娟秀，但我看着，却觉得无比刺眼。

“兹申请与王建城同志结为夫妻……因前夫林向东已牺牲，本人独立抚养幼女，生活困难……”

困难。

我每个月寄回家的津贴，足够她们娘俩过得比大多数人都好。

这笔钱，去哪儿了？

“那我的牺牲证明，是谁送到你们这儿的？”我追问。

“是纺织厂工会的王建-城同志，他说他是受部队委托。”

王建城。

又是他。

线索都指向了这个男人。

我离开了街道办，直接去了纺织厂。

纺织厂是个大厂，几千号工人。门口的保卫科看我穿着军装，没敢拦，还给我指了路。

我在厂长办公室，见到了王建城。

他正坐在办公桌后，喝着茶，看着报纸，一副领导派头。

看到我，他手里的茶杯抖了一下，茶水洒了出来。

“你……你怎么来了？”他慌了。

我把门关上，反锁。

“王科长，别来无恙啊。”我一步步逼近他。

“你想干什么？这里是工厂！你敢乱来？”他色厉内荏地叫道。

我没理他，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那张牺牲证明，哪儿来的？”

“是……是部队寄来的！”他死不承认。

“寄给谁的？寄到哪儿的？邮戳呢？”我连声追问。

在部队搞侦察的底子还在，几个问题就把他问得满头大汗。

“我……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收到了！”他还在嘴硬。

“好。”我点点头，“王科长，你知道伪造国家机关公文是什么罪吗？你知道破坏军婚是什么罪吗？”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锤子，砸在他的心上。

他的脸色变得惨白。

“我……我没有！你别吓唬我！”

“吓唬你？”我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拍在他桌上。

“这是我牺牲的战友，李铁柱，写给他老婆的遗书。我答应他，要亲手交给他老婆，还要替他照顾他的一家老小。”

“我走之前，我们指导员特意跟我说，林向东，你是战斗英雄，但回了家，你首先是个丈夫，是个父亲。千万别把战场上的脾气带回去。”

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我一直记着这句话。所以昨天，我没动手。”

王建城的身体开始发抖。

“但是，”我话锋一转，“这不代表我没脾气。”

“你最好把事情一五一十地给我说清楚。那张证明，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寄回家的钱，又去哪儿了？”

“否则，我不介意把你当成敌人，用战场上的规矩，跟你好好聊聊。”

我的手，按在了他的肩膀上。

我没用力，但他却像是被老虎钳夹住一样，疼得龇牙咧嘴。

“我说！我说！”他终于崩溃了。

原来，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龌龊。

一年多前，苏梅收到了部队寄来的一封信，信里说我在一次战斗中失踪了，生死不明。

那个年代，失踪，基本就等同于死亡。

苏梅慌了神。她一个女人，在厂里本来就被人欺负。王建城当时是车间主任，一直对苏梅有意思，这下更是找到了机会。

他一边安慰苏梅，一边以“帮助困难职工”的名义，三天两头往我家跑。送米送面，修电灯，换煤球，殷勤得不行。

时间一长，周围的邻居也开始说闲话，劝苏梅改嫁。

“一个女人家，拖着个孩子，总得有个依靠。”

苏梅动摇了。

而那张关键的“牺牲证明”，根本不是部队寄来的。

是王建城找人伪造的。

他有个亲戚在印刷厂，偷偷刻了个部队的萝卜章。

他拿着这张假的证明，哄骗苏梅说，有了这个，她就能名正言顺地申请困难补助，以后再婚也方便。

苏梅信了。

或者说，她选择了相信。

至于我寄回家的钱，大部分都被王建城以“帮你存起来”的名义拿走了。他用我的钱，给自己买了手表，给苏梅买了新衣服，营造出一种他很有能力，能让她们母女过上好日子的假象。

一切，都是一个骗局。

一个由王建城主导，苏梅默许的骗局。

我听完，只觉得一阵恶心。

我松开手，王建城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在椅子上。

“钱呢？”我问。

“在……在我这儿……”他哆哆嗦嗦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存折。

我打开看了看，数目对得上。

我把存折揣进兜里。

“王建城，”我看着他，“你做的这些事，够枪毙你几回了。”

“别！别报警！”他吓得差点跪下来，“向东大哥，不，林英雄！我错了！我一时糊涂！你饶了我这次吧！”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

我打断他：“你也有老婆孩子？那你去撬别人墙角的时候，怎么没想想他们？”

我没再理会他的哭嚎，转身打开门，走了出去。

我没有去报警。

不是因为我心软。

而是因为，一旦报警，苏梅也脱不了干系。

她是我的妻子，是念念的母亲。

我不能让我的女儿，有一个坐牢的母亲。

我拿着存折，心里五味杂陈。

钱追回来了，真相也大白了。

可我的家，还能回来吗？

我回到了那栋筒子楼。

这一次，我没有犹豫，直接走上三楼。

苏梅一个人在家，她坐在床边，眼睛红肿，像是一夜没睡。

看到我，她站了起来，手足无措。

“向东……”

我把存折扔在桌上。

“钱，我拿回来了。”

苏梅看了一眼存折，又看向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口。

“为什么？”我问她，声音很轻，却很沉。

“我以为你真的……回不来了。”她的眼泪又流了下来，“那封信说你失踪了……我害怕……我一个人，带着念念，我真的害怕……”

“所以你就信了他？”我指了指隔壁，“信一张来路不明的纸？信一个对你图谋不轨的男人？”

“我……”她低下头，“他对我很好，对念念也很好……他说他能给我们一个家……”

“家？”我自嘲地笑了，“那我算什么？一个死在南疆的冤魂？”

“不是的！向东，我心里一直有你！”她急切地辩解，“我给你烧过纸钱，我……”

“够了！”我喝止了她。

我不想再听这些了。

烧纸钱？她把我当成一个牌位来祭奠。

可我还活着。

我活生生地站在这里。

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是阴阳，而是背叛。

“苏梅，”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平静下来，“我们离婚吧。”

听到“离婚”两个字，她猛地抬起头，满脸的难以置信。

“不！我不离！”她冲过来抓住我的胳膊，“向东，我错了！你原谅我！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不好？”

“像以前一样？”我看着她的手，缓缓地，一根一根地掰开。

“回不去了，苏梅。”

“我们之间，已经不是一张结婚证那么简单了。”

“你让我的女儿，管别的男人叫叔叔。”

“你让我在我自己的家里，成了一个外人。”

“你让我胸前这些用命换来的军功章，成了一个笑话。”

我的每一句话，都让她后退一步。

最后，她靠在墙上，面如死灰。

“王建城那边，你自己去解决。”我下了最后通牒，“明天，我们就去办手续。”

说完，我转身就走。

“林向东！”她在我身后声嘶力竭地喊道，“你不能这么对我！我等了你四年！我把最好的青春都给了你！”

我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是啊，你等了我四年。”

“可我，是拿命在等你。”

我走下楼，阳光照在身上，却感觉不到一丝温暖。

离婚的手续，办得比想象中要快。

那个年代，军人提离婚，地方上一般都会支持。

更何况，还有王建城那档子事。纺织厂为了息事宁人，给了王建城一个严重处分，把他从科长的位置上撸了下来，调去车间看机器。

苏梅也默认了这一切。

拿到离婚证的那天，她哭得像个泪人。

“向东，你以后……多来看看念念。”这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点了点头。

我成了孤家寡人。

部队回不去了，因为我的伤，胳膊里的弹片还没取干净，一到阴雨天就疼。

家，也没了。

我拿着部队发的转业安置费和那笔追回来的钱，暂时在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

我成了这个城市的游魂。

白天，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看着工厂的烟囱冒着烟，看着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向公交站，看着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打闹。

这一切，都和我无关。

我去找过几个当年的战友。

他们有的转业进了公安局，有的进了政府机关，有的也像我一样，在等待安置。

大家见了面，喝顿酒，吹吹牛，回忆一下战场上的事。

可酒醒之后，还是得面对现实。

一个叫老马的战友，当年是我的副连长，腿上受了伤，走路一瘸一拐。

他被安置在一家区属的五金厂当仓库保管员。

“向东，想开点。”他拍着我的肩膀，递给我一支“大前门”，“咱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能活着就不错了。媳妇没了，可以再找。家没了，可以再安。”

“你看我，瘸了一条腿，老婆还跟人跑了呢。现在不也过得好好的？”

我抽着烟，没说话。

道理我都懂。

可心里的那个坎，过不去。

我去看过念念几次。

都是偷偷地。

我会在她放学的时候，躲在学校对面的槐树后。

看她背着小书包，和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走出来。

她好像比之前开朗了一些。

有一次，我看到苏梅来接她。苏梅瘦了很多，也憔悴了很多，没有再烫时髦的卷发，又穿回了朴素的工装。

她牵着念念的手，两个人慢慢地走远。

我没有上前。

我不知道该跟念念说什么。

说爸爸是个英雄？可这个英雄，连自己的家都保不住。

说爸爸回来了？可回来了，又能给她什么呢？

一个破碎的家，一个陌生的父亲。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

一闭上眼，就是战场上的情景。

炮弹在耳边爆炸，战友在我面前倒下。

还有苏梅哭泣的脸，念念陌生的眼神。

这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反复播放。

我开始喝酒。

只有喝醉了，才能暂时忘记这些痛苦。

我从一个战斗英雄，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酒鬼。

胸前的军功章，被我收在一个小木盒里，压在了箱底。

我不想再看到它们。

看到它们，就想起了那个荒唐的“牺牲证明”，想起了王建城得意的嘴脸。

那不是荣耀，是耻辱。

转机，发生在一个下午。

那天，我又喝多了，在小旅馆里睡得昏天黑地。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吵醒。

我晃晃悠悠地去开门，是老马。

他一脸焦急。

“向东，快！出事了！”

“什么事？”我还有点迷糊。

“念念！你的女儿念念出事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酒瞬间醒了一半。

“念念怎么了？”

“掉河里了！”老马说，“刚被人捞上来，送到医院了！苏梅托人找到我，让我赶紧来通知你！”

我什么都来不及想，抓起一件衣服就往外冲。

我们俩一路狂奔到医院。

急诊室门口，苏梅正蹲在地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念念呢？”我冲过去问。

“在……在里面抢救……”她指着那扇紧闭的门，话都说不完整。

我看着那扇门，感觉自己的腿都软了。

“怎么会掉河里的？”我问。

“她跟同学去河边玩……冰面没冻结实……”

我没再问下去。

我靠在墙上，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扇门。

这一刻，我什么英雄，什么军功，什么背叛，全都忘了。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念念，你千万不能有事。

爸爸回来了，爸爸还没好好抱过你。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终于，门开了。

一个医生走了出来。

“谁是家属？”

“我是！我是她爸爸！”我第一个冲了上去。

医生看了我一眼，摘下口罩，脸上露出一丝疲惫的笑容。

“放心吧，抢救过来了。孩子呛了点水，有点发烧，没有生命危险。”

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顺着墙滑了下去。

老马赶紧扶住我。

我哭了。

一个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的汉子，在医院的走廊里，哭得像个孩子。

念念被转到了普通病房。

她躺在病床上，小脸烧得通红，还在昏睡。

我坐在床边，握着她冰凉的小手。

这是我回来以后，第一次这么近地看她。

她的睫毛很长，像两把小刷子。睡着的时候，眉头还微微皱着，好像在做什么不开心的梦。

苏梅站在一边，低着头，不敢看我。

“向东，”她小声说，“医药费……”

“我来付。”我没回头，从兜里掏出钱，递给老马，“老马，麻烦你去办一下手续。”

老马点点头，拿着钱走了。

病房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

一阵尴尬的沉默。

“对不起。”苏-梅突然开口，“都是我不好，我没看好她。”

我没说话。

我现在不想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我只想守着我的女儿。

念念发了三天高烧。

那三天，我寸步不离地守在病床前。

给她擦身，喂水，换毛巾。

这些事，我一个大男人，做得笨手笨脚，但很认真。

苏梅也想帮忙，但我没让她插手。

她就默默地站在一边，看着。

到了第三天晚上，念念的烧终于退了。

她睁开了眼睛。

她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陌生和胆怯。

也许是这几天的朝夕相处，也许是血浓于水的天性。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她伸出小手，摸了摸我下巴上几天没刮的胡茬。

“爸爸。”

她轻轻地叫了一声。

声音很小，还有点沙哑。

但这两个字，却像一道惊雷，劈中了我的心脏。

我的眼泪，再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哽咽着点头。

“哎，爸爸在。”

从那天起，一切都开始不一样了。

念念出院后，我没有再回小旅馆。

我在纺织厂附近，租了一间小平房。

房子不大，但很干净。有个小院子，可以种点葱，养几只鸡。

我把念念接了过来。

苏梅没有反对。她知道，这是对孩子最好的安排。

我开始学着做一个真正的父亲。

每天早上，我早早起床，给她做早饭。一碗热腾腾的疙瘩汤，或者两个荷包蛋。

然后送她去上学。

一开始，她还有点不习惯，总是牵着我的衣角，一步都不敢离。

同学们看到我，都很好奇。

“王念念，这是你爸爸吗？他不是牺牲了吗？”

每当这时，念念就会挺起小胸脯，大声说：“我爸爸没有牺牲！他回来了！他是个大英雄！”

说着，她还会偷偷从书包里拿出我给她的那枚三等功军功章，给同学们看。

那是我唯一留在身边的一枚，剩下的，我都锁起来了。

我告诉她，这枚军功章，是爸爸在打一个坏蛋的时候得到的。

放学后，我去接她。

我们俩手牵手，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会给她讲战场上的故事。当然，血腥和死亡都被我省略了，只剩下英勇和智慧。

我会给她讲我们如何用智慧战胜敌人，如何互相帮助，如何想念家乡的亲人。

她听得津津有味，眼睛里闪着光。

晚上，我辅导她做功课。

我的文化水平不高，很多题我也不会。我们就一起查字典，一起琢磨。

周末，我带她去公园，去郊外。

我们放风筝，捉蚂蚱，在草地上打滚。

我把这四年对她的亏欠，一点一点地，全部补偿回来。

我的生活，从黑白，变成了彩色。

我不再喝酒，不再失眠。

我找了一份工作。

老马帮我介绍的，在他那个五金厂，当了一名装卸工。

每天一身臭汗，累得骨头都快散架。

但我的心里，是踏实的。

因为我知道，我不再是一个无用的酒鬼。我是一个父亲，我要靠我的双手，给我的女儿一个家。

苏梅会经常来看念念。

每次来，都会带很多吃的用的。

她站在院子门口，看着我和念念在院子里嬉闹，眼神很复杂。

有羡慕，有悔恨，也有落寞。

她想跟念念多待一会儿，但念念似乎对她有了一点隔阂。

“妈妈，你什么时候才跟爸爸和好呀？”有一次，念念问她。

苏梅的眼圈红了，她蹲下来，抱着念念，说不出话。

我站在一边，心里也不是滋味。

我对苏梅，已经没有恨了。

只剩下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怜悯。

她也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一个软弱的，被生活吓破了胆的女人。

她做错了事，也付出了代价。

王建城被下放到车间后，受不了那个苦，没多久就跟她离了婚，回了自己原来的家。

她又成了一个人。

厂里的风言风语，邻居的指指点点，都像刀子一样割着她。

有一次，我看到几个长舌妇在背后议论她，说她“克夫”，“不守妇道”。

我走了过去。

我没说话，只是把军装外套脱了下来，露出了里面的旧背心，和我胳膊上那道狰狞的伤疤。

那几个长舌妇看到我，看到我胳膊上像蜈蚣一样的疤痕，再看看我冰冷的眼神，吓得立马闭上了嘴，灰溜溜地走了。

从那以后，再没人敢在背后说苏梅的闲话。

我保护了她，不是因为我还爱她。

而是因为，她是我女儿的母亲。

我不能让我的女儿，因为母亲被人非议，而抬不起头来。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

平淡，琐碎，但很安心。

一九八零年的春天，厂里组织我们这些退伍军人去烈士陵园扫墓。

我带着念念去了。

陵园里，松柏青翠。

一块块冰冷的墓碑下，躺着我曾经鲜活的战友。

我找到了李铁柱的墓。

照片上，他笑得一脸憨厚。

我把一瓶白酒，洒在他的墓前。

“铁柱，我来看你了。”

“你小子，当年还说要回来娶媳妇，生个大胖小子呢。现在倒好，自己一个人躺这儿享清福了。”

“你放心，你爹妈我去看过了，身体都还硬朗。你媳妇……也挺好的。你的遗书，我交到她手上了。”

我絮絮叨叨地说着，像是跟老朋友聊天。

念念站在我身边，似懂非懂地看着。

她学着我的样子，对着墓碑，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

“叔叔，我爸爸说，你也是英雄。”她小声说。

我摸了摸她的头，眼眶有点湿。

回来的路上，念念问我：“爸爸，英雄是什么？”

我想了很久。

“英雄啊……”我说，“英雄就是，平时跟我们一样，会哭会笑会害怕的普通人。”

“只不过，当别人需要他的时候，他会选择勇敢。”

“那爸爸，你后悔当英雄吗？”

我看着她清澈的眼睛，笑了。

“以前有点。”

“那现在呢？”

我把她抱起来，让她骑在我的脖子上。

“现在不了。”

“因为爸爸有了你。你是爸爸这辈子，最宝贵的军功章。”

夕阳下，我的影子和念念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融为一体。

我知道，我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生活的战场，才刚刚开始。

但这一次，我不再是孤军奋战。

我有我的小兵，我的铠甲，我最甜蜜的负担。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