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婚礼上戴着男闺蜜送的耳环，老公致辞却说，感谢我兄弟的贺礼

我在婚礼上戴着男闺蜜送的耳环，老公致辞却说，感谢我兄弟的贺礼。

司仪的声音通过麦克风被放大，带着一种商业化的圆润和喜庆，在宴会厅的水晶灯下回荡。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新郎，沈岸先生，说出他对新娘，林周女士，最想说的话！”

掌声如潮水般涌来。

我穿着vera wang的定制婚纱，站在沈岸身边，脸上是练习了上百次的、最标准的新娘微笑。

我的视线越过他挺拔的肩，落在台下主桌，我的男闺蜜许子阳正举着酒杯，对我遥遥一敬，眼神里是祝福，也有一丝不易察affold的担忧。

我微微颔首，耳垂上，他送的那对珍珠耳环，正泛着温润而克制的光。

沈岸接过话筒，他今天很英俊，定制的西装完美地勾勒出他常年健身维持的宽肩窄腰。

他清了清嗓子，目光温柔地落在我脸上，准确地说，是落在我耳垂的位置。

“感谢大家今天来见证我和周周最重要的时刻。”

他的声音透过音响，沉稳而富有磁性，是我爱了七年的声音。

“站在这里，我很紧张，也很幸福。我想感谢我的妻子，林周，选择了我。”

台下又是一阵善意的哄笑和掌声。

我配合地露出羞涩的笑，挽着他手臂的手指，却无意识地收紧。

然后，他话锋一转，那份温柔里，淬入了一丝我读不懂的金属质感。

“我也要特别感谢一下，周周今天戴的这对耳环，我很喜欢，简单，大方，就像她的人一样。”

我的心，猛地一沉。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许子阳的方向，唇角勾起一个近乎完美的弧度。

“感谢我兄弟的这份贺礼，费心了。”

轰的一声。

我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世界在那一刻被按下了静音键，司仪的画外音，宾客的交谈声，背景音乐的浪漫旋律，全都褪成了模糊的白噪音。

我只能清晰地听见自己血液冲上头顶的声音。

兄弟？

许子阳什么时候成了他的“兄弟”？

他们甚至算不上熟悉。

我脸上的笑容没有丝毫皲裂，我甚至还能对着他，弯起眼角。

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在这一刻，被永久地改变了。

婚礼的下半场，我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

敬酒，微笑，接受祝福。

婚纱的裙摆拖在地毯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一条蛇，在我身后无声地游弋。

每一桌，每一张笑脸，都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清晰，又模糊。

沈岸始终在我身边，体贴地为我挡酒，扶着我的腰，在每一个恰当的时机，与我深情对视。

他演得很好。

好到让我觉得，刚才在台上的那句话，或许真的是我出现了幻听。

可我知道，不是。

那句话像一根最细的针，精准地刺入了我心上最柔软、也最警惕的地方。

它在提醒我，两天前那个下午的一切，都不是梦。

时间退回到两天前。

那是一个普通的周三下午，我提前下班，准备预订我们去大溪地的蜜月机票。

我们的婚房里，已经堆满了红色的喜字和请柬，空气里都是一种即将圆满的甜腻气息。

我打开沈岸的笔记本电脑，登录他常用的旅行APP。

他的账号是自动登录的。

在选择乘机人时，系统自动跳出了“常用同行人”的选项。

一个是我的名字，林周。

另一个，是“安然”。

安然。

一个很温柔，很宁静的名字。

备注是空的。

我的指尖悬在触摸板上，全身的血液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

我是律师，我的职业本能，是怀疑，是求证，是从蛛丝马迹里拼凑出事实。

我没有立刻关掉电脑，也没有打电话去质问他。

我点开了那个名叫“安然”的头像。

系统记录着她和沈岸所有的飞行轨迹。

过去一年，十二次，平均每个月一次。

北京到上海。

上海到深圳。

深圳到成都。

目的地，都是沈岸出差的城市。

时间，都与他出差的日期，完美重合。

其中有几次，甚至就在我们因为备孕失败而激烈争吵的第二天。

他前一天晚上还抱着我说，周周，对不起，是我的问题，我们再试试。

第二天，他就飞去了另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女人，共享同一片天空。

我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冲进卫生间，趴在马桶上干呕，却什么都吐不出来。

只有那种熟悉的，备孕失败时的无力感和冰冷的酸楚，从胃里一直蔓延到喉咙。

我们结婚五年，备孕三年。

所有的检查都做过，医生说，双方都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可能就是压力太大了。

我为了这件事，甚至辞掉了律所合伙人的职位，转做了轻松的法务顾问。

我戒掉了咖啡，每天喝中药，用app计算着每一个可能的日期。

生活像一场严密的科学实验，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而他呢？

他在用我为“我们”这个项目所付出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去为另一段关系，买单。

我扶着冰冷的墙壁站起来，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脸色苍白，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被掏空后的，绝对的冷静。

我不是一个喜欢歇斯底里的女人。

愤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我看起来像个泼妇。

我需要证据。

更完整的证据链。

我回到电脑前，用那个名叫“安然”的身份证号码，在酒店预订系统里，查到了所有的开房记录。

每一次，都和航班信息对应。

每一次，都是大床房。

我甚至在其中一个五星级酒店的会员系统里，看到了沈岸用积分兑换的，双人份的香槟和玫瑰花瓣布置服务。

日期，是今年的情人节。

那天，他告诉我，他在深圳加班，忙得连视频的时间都没有。

只给我发了一个5200的红包。

我当时还很感动，回他：老公辛苦了，等你回来。

现在想来，那句“等你回来”，多么像一个笑话。

我把所有的截图，航班信息，酒店订单，消费记录，分门别类地保存在一个加密文件夹里。

文件夹命名为：“沈岸违约责任证明材料”。

做完这一切，天已经黑了。

窗外下起了雨，雨点敲打着玻璃，发出沉闷的声响。

我没有开灯，就那么坐在黑暗里，听着雨声，闻着房间里那些崭新的、喜庆的、此刻却无比讽刺的气味。

婚姻是什么？

对我来说，它是一份契约。

我们双方是平等的甲乙两方，以爱情为基础，以信任为担保，共同经营一个名叫“家庭”的项目。

共同财产，共同责任，共同目标。

而忠诚，是这份合同里，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条款。

一旦违背，就是违约。

违约，就要承担责任。

手机响了，是许子阳。

“大新娘，婚前最后一次单身派对，出来嗨？”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明朗。

“我在家。”我的声音很平静。

“怎么了？听起来不对劲。”他立刻察觉到了。

“子阳，我想见你。”

我们在常去的那家日料店见了面。

隔着一张小小的木桌，许子阳看着我，眉头紧锁。

“出什么事了？”

我把手机推过去，打开了那个加密文件夹。

他一张一张地翻看着那些截图，脸上的表情从轻松，到惊讶，再到凝重，最后是压抑的愤怒。

“沈岸他……”

“嘘。”我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我今天找你来，不是来听你骂他的。”

“那你想怎么样？林周，这婚不能结了！”他压低声音，但语气很激动。

我摇了摇头，拿起清酒，给自己倒了一杯，一饮而尽。

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像一把火。

“婚礼要照常举行。”

“为什么？”许子阳不解，“你还想给他机会？”

“不。”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这不是机会，是程序。”

“我要在最公开、最正式的场合，完成我们这份合同的签署仪式。”

“然后，再用最合法、最理性的方式，追究他的违约责任。”

许子阳沉默了。

他太了解我了。

我一旦做出决定，就不会更改。

“我不是来寻求安慰的。”我继续说，“我是来找你，帮我做一件事。”

“你说。”

“婚礼上，我要戴你送的礼物。”

他愣了一下。

“我还没准备……”

“现在准备。”我打断他，“去买一对耳环，不要太贵，但要足够特别。婚礼那天，亲手给我戴上。”

许子阳看着我，眼神复杂。

他懂了我的意思。

那不是一件首饰。

那是一个信物，一个标记，一个在我即将崩塌的世界里，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坚固的支点。

“好。”他点头，“我明白了。”

他很快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丝绒盒子。

打开，是一对造型别致的巴洛克珍珠耳环。

每一颗珍珠的形状都不规则，带着天然生长的、独一无二的纹路，在灯下泛着清冷又温柔的光。

“不完美，但真实。”他说。

“很像你。”

我笑了。

那是两天来，我第一个发自内心的笑。

“谢谢你，子阳。”

“跟我客气什么。”他拿起耳环，小心翼翼地，帮我戴上。

冰凉的金属穿过耳洞，珍珠贴着我的皮肤，传来一丝温润的凉意。

镜子里，那对耳环，像两滴凝固的眼泪。

也像两枚坚硬的勋章。

“周周？周周？”

沈岸的声音将我从回忆里拉了回来。

婚宴已经结束，宾客散尽。

我们坐在回婚房的车里。

司机是沈岸的表弟，车里放着喜庆的音乐。

我转过头，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

城市的霓虹灯被雨水打湿，晕染成一片片模糊的光斑，像一幅被打翻的调色盘。

“累了吗？”沈岸握住我的手。

他的手心很暖，很干燥。

我没有抽回手，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

“回家就好了，我给你放了热水。”他温柔地说。

我看着车窗玻璃上，我们两个人的倒影。

新郎，新娘。

郎才女貌，天作之合。

多讽刺。

回到家，关上门，隔绝了外界的一切。

沈岸走过来，想帮我解开婚纱背后繁复的系带。

我侧身避开了。

“我自己来。”

他的手僵在半空中，脸上的笑容有些挂不住。

“怎么了，周周？从刚才开始就怪怪的。”

我没有回答他，径直走进衣帽间，脱下那件价值不菲的婚纱，换上舒适的真丝睡袍。

然后，我走出来，站到他面前。

我摘下耳朵上的珍珠耳环，放在手心。

“沈岸。”

我叫他的名字，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房间里，异常清晰。

“你今天在婚礼上，为什么要说，这对耳环是你兄弟送的？”

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我……我就是随口一说，想让气氛热闹点。子阳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说是兄弟，也显得亲近。”

他还在撒谎。

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在用一个谎言，去圆另一个谎言。

我的心，彻底冷了下去。

“是吗？”我把耳环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那安然呢？她也是你的哪个‘姐妹’吗？”

沈岸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他像一尊被瞬间抽走所有生命力的雕塑，僵在那里，一动不动。

空气仿佛凝固了。

我能听到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滴答，滴答，每一下，都像踩在我的心脏上。

“你……你在说什么？”他开口，声音干涩得像砂纸。

“我不明白。”

“不明白？”我轻笑了一声，走到书房，拿出我的笔记本电脑，放在他面前。

我点开那个名为“沈岸违约责任证明材料”的文件夹。

一张张截图，一条条记录，像一出被精心编排的默剧，在他眼前徐徐展开。

航班信息。

酒店订单。

双人份的香槟和玫瑰。

我没有说话，就只是站在他对面，静静地看着他。

我看着他的脸色从惨白，到涨红，再到死灰。

我看着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胸口剧烈地起伏。

我看着他握紧的拳头，手背上青筋暴起。

沉默，是最高明的审讯。

它把所有的问题，都抛回给了对方。

让他自己，在自己的谎言和背叛里，无处遁形。

终于，他抬起头，看向我。

他的眼睛里，不再有平日的温柔和深情，只剩下慌乱，羞耻，和一丝被拆穿后的恼羞成怒。

“你查我？”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和不可置信。

“是。”我回答得干脆利落。

“你居然查我？林周，我们之间连这点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吗？”他质问我，仿佛犯错的人是我。

我笑了。

笑得有些凉。

“信任？”我重复着这个词，觉得无比荒谬。

“沈岸，信任不是单方面的义务，它是相互的。”

“当你用我的信任，去为你的谎言铺路时，它就已经被你亲手销毁了。”

“我查你，不是因为我不信任你。”

“而是因为，你用你的行为证明了，你，不值得被信任。”

我的话，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他所有虚伪的辩解。

他颓然地坐倒在沙发上，双手插进头发里，发出痛苦的呻吟。

“我……我不是故意的，周周。”

“我只是一时糊涂。”

“我和她，真的没什么，就是……就是工作压力太大了，偶尔一起吃个饭，聊聊天。”

还在狡辩。

还在试图把一场精心策划的背叛，粉饰成一次无伤大雅的偶遇。

“吃饭？聊天？”我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沈岸，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

“还是你觉得，我作为一名律师，连‘同住一间大床房’意味着什么都分不清？”

他猛地抬起头，眼眶通红。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他几乎是吼出来的。

“你想离婚吗？好啊！就在我们结婚的第一天！你满意了吗？”

他的失控，在我的预料之中。

当一个人的体面被撕碎，剩下的，就只有最原始的，狼狈的攻击性。

我没有被他激怒。

我只是拉开他对面的椅子，坐下，姿态平静得像在谈判桌上。

“我不想怎么样。”

“我只是想和你，谈谈我们这份婚姻合同，接下来的履行方式。”

他愣住了，显然没跟上我的思路。

“什么……合同？”

“是的，合同。”我看着他，目光冷静而锐利。

“沈岸，婚姻的本质，就是一份以终生共同生活为目的的，民事合同。你同意吗？”

他没有回答，只是用一种陌生的眼神看着我。

仿佛今天，是第一次认识我。

“在这份合同里，我们双方都享有权利，也需要履行义务。”

“比如，相互扶持的权利，以及，相互忠诚的义务。”

“你在婚内，与第三方保持不正当的亲密关系，这属于严重的违约行为。”

“按照合同法的原则，我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向你追索赔偿。”

我每说一个字，他的脸色就更白一分。

法律术语从我嘴里说出来，冰冷，客观，不带一丝个人情绪。

这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因为他知道，我不是在吓唬他。

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真的会去做的。

“不……不要，周周。”他终于服软了，声音里带上了哀求。

“不要离婚。”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他伸出手，想来拉我的手。

我避开了。

“机会不是用嘴说的。”

“沈岸，我今天之所以还愿意坐在这里和你谈，不是因为我有多爱你，也不是因为我有多善良。”

“只是因为，我不喜欢脏。”

“我不喜欢让我们的家事，变成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也不喜欢，把我的生活，弄得一地鸡毛。”

“所以，我决定，不立即解除合同。”

他的眼睛里，瞬间燃起了一丝希望。

“但是，”我话锋一转，“我们需要重新修订合同条款，并且，签订一份补充协议。”

“什么……补充协议？”

我从书房拿出早已打印好的几页A4纸，和一支笔，放在他面前。

标题是：《婚内忠诚与财产约定补充协议》。

“这是我根据我们的情况，草拟的。”

“你可以看一下。”

沈岸颤抖着手，拿起那几页纸。

我看着他逐字逐句地读下去，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尽。

协议的内容，简单，但苛刻。

第一条：关于忠诚义务的重申与界定。

明确规定，任何未经我方知情并同意的，与第三方（不限性别）的非必要性单独会面、线上暧昧聊天、经济往来，均视为违约。

第二条：关于违约责任。

若男方（沈岸）再次发生任何形式的违约行为，男方自愿放弃婚内所有共同财产的分割权，净身出户。

同时，男方需向女方（林周）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金额为男方名下所有个人资产的80%。

第三条：关于日常行为的约束条款。

男方需每日向女方报备行程，包括但不限于工作会议、应酬饭局的时间、地点、参与人员。

所有超过一千元的个人消费，需向女方报备并说明用途。

手机、电脑等所有电子设备，需对女方保持信息公开，不得设置女方不知道的密码。

第四条：关于第三方关系的处理。

男方需在协议签订后24小时内，当着女方的面，删除并拉黑“安然”的所有联系方式，并向其现在所在公司的人力资源部，提交辞职报告。

一条一条，密密麻麻。

那不是一份夫妻间的协议。

那是一份，给假释犯带上的，电子脚镣。

“林周……”沈岸抬起头，声音嘶哑，“你这是在……羞辱我。”

“不。”我纠正他。

“我不是在羞辱你。我是在给你设定一个清晰的，可量化的，重建信任的路径。”

“沈岸，信任被打破之后，不会凭空长回来。它需要用行动，一点一点，挣回来。”

“这些条款，不是对你的惩罚，而是对我们这段婚姻的，最后一次抢救。”

“你签，我们就继续。”

“你不签，我们明天就去民政局。”

我把笔，推到他面前。

“你选。”

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

我能听到他沉重而压抑的呼吸声。

他看着那份协议，又看看我。

他的眼神里，有愤怒，有不甘，有屈辱，但更多的，是恐惧。

他怕失去我。

更怕失去我们共同建立起来的，这个体面的、中产的、被所有人羡慕的“家”。

良久，他终于拿起了那支笔。

笔尖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他在乙方的位置，一笔一划，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沈岸。

那两个字，他写得格外用力，几乎要划破纸背。

写完，他把笔扔在桌上，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骨头一样，瘫在沙发里。

“现在，你满意了？”他闭着眼睛，疲惫地问。

“这不是满不满意的问题。”我收起协议，一式两份，一份放进我的公文包，一份留给他。

“这是规则。”

“从今天起，我们就按新的规则来。”

说完，我站起身，准备回卧室。

“周周。”他叫住我。

我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为什么？”他问，声音里带着一丝不解和破碎。

“我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会……会变成这样？”

我沉默了片刻。

是啊，为什么？

是三年前，我第一次备孕失败，看着验孕棒上那一条刺眼的红线，他抱着我说“没关系，我们还年轻”时，那份安慰里，藏着的一丝失望吗？

是后来无数次，我喝着苦涩的中药，他坐在对面，欲言又止的表情吗？

还是他升职后，越来越频繁的加班和应酬，我们之间，从无话不谈，到相对无言？

生活像一把钝刀子，在日复一日的琐碎里，慢慢磨损着最初的爱情。

我以为我们只是累了。

却没想到，他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为自己开了一个逃生通道。

“我不知道。”我轻声说。

“也许，婚姻就像房间里的灯泡，用久了，总会变暗的。”

“有的人选择擦一擦，换个新的。”

“而你，选择了在隔壁房间，再点一盏灯。”

“沈岸，我没有精力去研究你为什么要去隔壁房间。我只能选择，要么把我们这个房间的灯彻底关掉，要么，给你装上一个声控开关。”

“以后，只要你说谎，灯，就会灭。”

我没有再给他说话的机会，转身回了卧室，锁上了门。

那一晚，我们分房睡了。

在我们的新婚之夜。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沈岸已经不在家了。

床头柜上，放着一份温热的三明治，和一杯牛奶。

旁边压着一张纸条。

字迹是他的。

“我去公司处理点事。早餐给你做好了。对不起。”

我拿起那张纸条，看了看，然后，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对不起，是世界上最廉价的词。

我不需要。

我需要的是，行动。

上午十点，我接到了沈岸的电话。

“周周，我现在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和安然在一起。”他的声音很平静。

“嗯。”

“我会当着你的面，处理好所有事情。”

“地址发我。”

我没有化妆，素着一张脸，打车去了他说的咖啡厅。

隔着玻璃窗，我看到沈岸和那个叫安然的女孩，相对而坐。

女孩很年轻，大概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穿着白色的连衣裙，长发披肩，看起来干净又无辜。

她就是沈岸在隔壁房间，点亮的那盏灯。

我推门进去。

沈岸立刻站了起来，脸色有些不自然。

那个叫安然的女孩，看到我，也紧张地站了起来，双手不安地绞着衣角。

“林……林律师。”她怯生生地叫我。

她认识我。

看来，沈岸没少跟她提起我。

我没有理会她，只是对沈岸说：“开始吧。”

沈岸深吸一口气，拿出手机，当着我的面，点开安然的微信。

“安然，对不起。”他说，“之前是我不好，欺骗了你，也伤害了我的妻子。”

“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他说完，按下了“删除联系人”。

红色的感叹号，刺眼又决绝。

安然的眼圈，瞬间就红了。

她看着沈岸，又看看我，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还有。”我冷冷地开口。

沈岸顿了顿，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打印好的辞职信，递给安然。

“这是……什么？”安然的声音带着哭腔。

“这是我的辞职信。”沈岸说，“我已经提交给人事了。下周一，我就不会再来上班了。”

安然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她没有去看那封辞职信，只是看着沈岸，眼神里充满了失望和不解。

“为什么？”她问，“就因为她吗？”

她指着我。

沈岸没有回答，只是避开了她的目光。

“我明白了。”安然忽然笑了，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沈岸，你真可悲。”

她说完，拿起自己的包，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咖啡厅。

一场混乱的三角关系，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方式，被强行画上了句点。

我看着窗外，那个白色的身影，消失在人流里。

内心没有一丝胜利的快感。

只觉得疲惫。

“走吧。”我对沈岸说。

“接下来，我们该去谈谈财产交割的问题了。”

接下来的几天，生活像一部被精确校准过的机器。

沈岸严格地履行着协议上的每一条。

他卖掉了自己名下的那辆跑车，把钱转到了我们的联名账户上。

他注销了所有的信用卡副卡，只留下一张额度五千的储蓄卡。

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给我做早餐，晚上九点之前必须回家。

他会把手机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屏幕朝上，随时接受我的检查。

他开始学着煲汤，从网上找各种食谱，买来石榴、花胶、乌鸡，在厨房里一待就是一下午。

那口曾经被我用来熬中药的砂锅，现在，每天都飘出浓郁的汤香。

有一次，我下班回家，看到他正在厨房里，笨拙地处理一只甲鱼。

夕阳的光从窗户照进来，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轮廓。

他的侧脸，专注而认真。

那一刻，我有些恍惚。

仿佛我们又回到了刚认识的时候。

那时他还是个一穷二白的实习生，为了追我，每天省下饭钱，给我买一束小雏菊。

他说，周周，你就像这花一样，干净，有生命力。

我以为，我们会一直那样下去。

“回来了？”他听到动静，回过头，冲我笑了一下。

那笑容，有些讨好，也有些生疏。

“嗯。”我点点头，换了鞋，把公文包放在沙发上。

“今天煲了甲鱼汤，给你补补身体。”他说。

我没有说话，只是走到厨房门口，看着他。

“沈岸。”

“嗯？”

“你不累吗？”我问。

他搅动汤勺的手，顿了一下。

“不累。”他很快回答。

“这是我该做的。”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

墙这边，是我。

墙那边，是他。

我们都在努力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我是那个宽宏大量的、给予机会的妻子。

他是那个幡然悔悟的、努力赎罪的丈夫。

我们都演得很好。

但我们都知道，这是假的。

晚上，我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周周啊，你跟小岸怎么样了？新婚燕尔的，怎么还分房睡啊？”

消息传得真快。

“妈，我们没事。”

“没事才怪！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小岸都跟我说了，说你们吵架了。”我妈的语气很急。

“他说都是他的错，让你别生气了。夫妻哪有不吵架的，床头吵架床尾和。”

“男人嘛，偶尔犯点错，也是难免的。你是个聪明的孩子，要懂得给男人留面子，知道吗？”

“日子还是要过的。忍一忍，就过去了。”

忍一忍，就过去了。

这是我妈那一代人的婚姻哲学。

她们习惯了隐忍，习惯了妥协，习惯了把婚姻当成一辈子的任务，无论好坏，都要完成。

“妈。”我打断她。

“时代不一样了。”

“在我这里，克制不是恩赐，是义务。忠诚不是选择，是底线。”

“我没有在跟他闹脾气，我是在教他，如何遵守我们之间的合同。”

电话那头，我妈沉默了。

她大概无法理解我的“合同理论”。

在她看来，我这是在“作”。

“你这孩子……”她叹了口气，“算了，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也不懂。你自己看着办吧。别把日子过死了就行。”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的月亮。

清冷，皎洁。

我真的把日子过死了吗？

或许吧。

但我宁愿要一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死亡证明。

也不要一份稀里糊涂、充满欺骗的虚假繁荣。

一个月后，沈岸找到了新的工作。

是一家规模小一些的创业公司，职位和薪水，都比以前差了一大截。

他没有抱怨。

每天依旧按时上下班，报备行程，上交工资。

我们的联名账户上，数字在缓慢地增长。

家里的氛围，也似乎在一点点回温。

他不再像一开始那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偶尔，他也会在饭桌上，跟我讲一些公司里的趣事。

我也会听着，偶尔回应一两句。

我们像一对合租的室友，客气，疏离，但维持着表面的和平。

有一天晚上，他洗完澡出来，看到我正在看他放在茶几上的手机。

他脚步顿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自然。

“在看什么？”他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

“没什么，随便看看。”我划着他的微信聊天记录。

很干净。

除了工作群，同事，就是一些家庭群。

没有一个可疑的头像，没有一句暧昧的对话。

他似乎真的，把过去的一切，都清理干净了。

“周周。”他忽然开口。

“嗯？”

“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他问，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不确定。

我关掉手机屏幕，转头看他。

他的头发还湿着，水珠顺着发梢滴下来，滑过他英挺的鼻梁，和滚动的喉结。

他的眼睛里，映着我的影子。

那里面，有小心翼翼的期盼。

回到从前？

镜子碎了，即便用最高明的匠人，也无法修复得完好如初。

裂痕，永远都在。

“我不知道。”我诚实地回答。

“沈岸，我只能说，我在努力。”

“我在努力，把投入到这段关系里的沉默成本，转化为未来的可期待收益。”

“但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他听着我这番半是真心，半是公式化的回答，眼神里的光，黯淡了一些。

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好。”他说，“我等。”

那天晚上，他没有回次卧。

他抱着枕头，站在我的卧室门口。

“周周，我能……睡沙发吗？”他问。

“我想离你近一点。”

我看着他，像一只被主人抛弃后，又小心翼翼地凑回来的大狗。

心里，某个坚硬的角落，似乎被轻轻地触动了一下。

我没有说话，只是打开了门。

他睡在卧室的地板上。

我睡在床上。

隔着一米多的距离，我们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那一晚，我久违地，睡了一个好觉。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秋去冬来。

我们的关系，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中，缓慢地修复着。

他不再是那个需要被时时监控的“假释犯”。

我也不再是那个手握“法律”的冷面判官。

我们开始一起看电影，一起去超市，一起在周末的下午，打扫房间。

他会记得在我来例假时，给我煮红糖姜茶。

我也会在他加班晚归时，给他留一盏灯，和一碗热汤面。

我们都默契地，不再提起“安然”，不再提起那份补充协议。

那份协议，被我锁在保险柜的最深处，像一颗被埋下的地雷。

我们都知道它在那里，但我们都假装，它不存在。

有时候，我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

好像那场婚礼上的风波，那场深夜的对峙，都只是一场噩梦。

梦醒了，生活依旧。

直到那天。

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也是我们领证的六周年。

沈岸提前订了餐厅，一家能看到江景的法国餐厅。

他送了我一条钻石项链，是我之前在杂志上看过一眼的款式。

他说：“周周，六周年快乐。”

“以后每一年，我们都一起过。”

我看着他，他的眼神真诚而热切。

我笑了笑，说：“好。”

那顿饭，我们吃得很愉快。

我们聊了很多，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

我们聊到第一次约会的电影，聊到第一次旅行时迷路，聊到我们曾经共同规划的，有孩子后的生活。

说到孩子，我们都沉默了。

那是我们之间，另一个隐形的伤口。

“周周，”沈岸忽然握住我的手，“我们……再试试，好吗？”

“我已经戒烟戒酒很久了，身体也调理得很好。”

“我们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我曾经那么渴望一个孩子，渴望一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生命的延续。

但现在，我却有些犹豫。

我不知道，我们的婚姻，是否已经健康到，可以承载一个新的生命。

“再说吧。”我轻轻抽回手。

他的眼神，黯淡了下去。

回家的路上，气氛有些沉闷。

我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夜景。

忽然，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一条短信。

来自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点开。

只有一句话。

“林律师，你以为你赢了吗？”

我的心，猛地一跳。

我立刻坐直了身体。

第二条短信，紧接着就来了。

“沈岸告诉你的，不是全部。”

“关于那个孩子的事，你想知道吗？”

孩子？

什么孩子？

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我感觉自己的血液，再一次凝固了。

我转过头，看向正在开车的沈岸。

他正专注地看着前方的路，侧脸的线条，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有些模糊。

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转过头来，对我笑了笑。

“怎么了？”

我看着他的笑，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

我握紧手机，指甲深深地陷进掌心。

屏幕的光，映着我的脸，惨白如纸。

我没有回复那条短信。

也没有问沈岸。

我只是默默地，把那个陌生的号码，存进了通讯录。

备注是：

“潘多拉。”

我知道，盒子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

而我，作为一名律师，最擅长做的，就是打开盒子，然后，把里面的魔鬼，一只一只，全都揪出来。

无论代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