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员郑其贵在街上散步，突然有一个人一把抱住他：师长，是我啊

1959年4月的一个傍晚，吉林白城子刚下过一阵小雨，街面泥水未干。军分区司令员郑其贵检查完仓库，打着雨后的清新味道慢慢往招待所方向走。行人不多，他干脆摘下军帽，准备沿着老榆树一侧的小巷抄近道。就在这时，身后响起急促的脚步声，一只满是泥污的手突然从侧面伸来，紧紧抱住他的臂膀：“师长，是我啊！”

郑其贵下意识抬肘防御，转头一看却怔住了。面前这个人胡子拉碴，外衣打着补丁，鞋底甚至看得见稻草。可那双眼睛，分明是八年前在朝鲜阵地上冲锋时最熟悉的目光。他愣了两秒，声音低到自己都差点听不见：“富贵……还活着？”

对方浑身一抖，嘴唇哆嗦，像是怕郑其贵不信，攥着对方袖口再喊一声：“师长，我富贵，还活着！”一句话说完，人已泣不成声。路边的邮政招牌在雨水里反光，映着两个人的影子——一个戎装笔挺，一个衣衫褴褛，像被岁月硬生生拉开了两段。

郑其贵扶着他到街角杂货铺屋檐下，掏出半包烟递过去。火柴划亮，光一点一点爬上王富贵的脸，才看清他的额角一道陈旧的裂痕——典型的炮震外伤。郑其贵喉咙发紧，脑海里迅速翻出1951年5月那场损失惨重的第五次战役。

八年前，180师奉命在铁原北侧阻击美陆战一师。雪线尚未退尽，夜里温度零下二十度，枪口一冒烟就结冰。开战首周，师部减员近三成。第二阶段，美军坦克强攻，电台被炸，“师—司”联络中断。撤离命令送到各团已是第三天凌晨。郑其贵记得很清楚：警卫班长王富贵在炮火空隙把他推进山口，自己却折返去接伤员。此后，音讯全无。

战后清点，180师带出朝鲜的不过四千余名，整建制几乎打碎。回国复盘时，名单上“阵亡或失踪”一栏里，王富贵的名字后面被重重划了红线。谁都以为他倒在铁原的雪地里，连尸骨都淹没在炮弹坑。

郑其贵压下翻涌的记忆，开口想问，却不知道先问什么。王富贵深吸一口烟，吐出的却是压抑多年的苦涩：“那天我被气浪掀出去，醒来已经在美军战俘营。腿伤裂口发黑，连站都站不住。营里逼着我们签字‘反共’，不给签就扣饭。”他说到这里忽然笑了一下，“我不会写洋文，他们也没办法。”

1953年6月，朝鲜停战协定生效。战俘交换时，王富贵随第一批押送到开城。回国检查身体，疤痕未好，身份却被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被俘嫌疑”。档案卡在县里，口粮本扣下，乡亲们当他是“回来的美国兵”。为了活命，他挑过粪、扛过粮，后来干脆离乡，沿北满铁路一路讨饭到白城子。

听到这里，郑其贵眼眶发热，却还是压低嗓子问了一句：“你怎么没来找部队？”王富贵语气带着一点苦笑：“师长，我一身破衣裳，门口岗哨荷枪实弹，我怕进去抬不起头。”

话到此处，两人沉默。雨停了，街面灯光亮起，打更的铜锣像催促下一句命令。郑其贵把烟蒂掐灭，声音比细雨更轻：“跟我回去，身份的事我来担。”

半小时后，军分区招待所的炉火烧旺。参谋长匆匆赶来，看到郑司令扶着一个陌生人，刚想发问，就被郑其贵挡回：“老战士，叫王富贵，暂住马厩旁值班房。”交代完，他把自己的干粮递给王富贵，转身对参谋长道：“今夜他先洗澡、包扎，明天办临时工号。”一句话，语调平淡，却无人敢违。

翌日，白城子军马场多了一名喂马工。起初有人嘀咕：一个流浪汉凭什么直接进军分区？可没多久，马棚里暗斑病情暴发，王富贵抄起旧注射器，三天治好七匹军马。兵们这才相信，眼前这位其貌不扬的家伙，真是一名上过战场的老兵。

档案核查并不容易。那时审干风紧，被俘纪录属于“复杂成分”。郑其贵顶着压力，亲自写情况报告发往沈阳军区，又托熟人调回1951年五月作战日志：证实王富贵受伤位置与失联时间吻合，并未签过投敌声明。1960年春，批复终于下来：王富贵“列志愿军伤残复员军人”，享受三级残疾待遇，可在军马场长期工作。

签字那天，王富贵掏出怀中那枚已经磨平棱角的八一军徽，放到桌上，用力按了下：“这回，算是回队伍了。”声音不高，却像钉子一样钉在屋梁上。

值得一提的是，180师番号得以保留，很大程度上源于毛主席那句“不能光看一仗一时的得失”。这一点，郑其贵常常在夜里翻到军史卷宗时，轻声道一句“多亏主席”。可真正让他放下心结的，是王富贵的归队。失而复得，让180师那块集体荣誉碑，终于不再缺一块砖。

日子慢慢往前翻。1962年秋检阅演习，白城子军马场要调十匹高头大马进场。王富贵一边为马刷毛，一边低声对新兵嘱咐：“战场拼命，平时就得多趟粪，别嫌脏。”新兵问他为什么那么上心，他抬手指了指胸前重新佩戴的军功章：“你们能把马喂好，就算给牺牲的弟兄尽一份心。”

多年以后，白城子老兵聊起那位喂马工，总要补上一句：遇到郑司令算他好运；可更要紧的，是他自己没丢掉那股子骨气。纸面上的档案能改，骨子里的坚定改不了。这，大概就是当年志愿军能在冰天雪地里跟钢铁洪流硬拼的底气。

至于街头那一抱，后来被说成佳话。旁人爱用“久别重逢”形容，其实当事两人心里都明白：那不是戏剧性的巧遇，而是战火间的一份欠账，终于在和平年代完成交接。郑其贵常说：“部队最怕忘人。”这话看似平常，却有千钧分量。忘了人，就等于忘了为什么出发。

文章写到这里，人物和时间的交错已然铺开。残酷的战史、尴尬的归乡、曲折的身份认定，都因为那声“师长，是我啊”被连成一线。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份迟到的编外军功章——奖给挺过战俘营，也挺过社会偏见的王富贵；也奖给守住情义、不让一名战士掉队的郑其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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