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注意：本文故事情节皆是虚构，人物、地点、事件皆为艺术加工，与现实无关。
文章内容旨在修心明性，启迪智慧，无关封建迷信，若有缘者得见此文，还请理性阅读。
1994年春，法院门口，六十岁的吴惠兰死死攥着那张刚刚下达的死刑判决书，纸张被她捏得变了形。
“不！我儿子是冤枉的！你们抓错人了！”她发出一声凄厉的哭喊，瘫倒在冰冷的台阶上。
“冤枉？判决书都下来了，还喊什么冤！”围观的人群中传来刻薄的议论。
“就是，杀了人，就该偿命！这种人，死了都便宜他了！”
“大妈，赶紧走吧，别在这闹了，影响多不好。”法警面无表情地驱赶着。
吴惠兰抬起布满血丝的双眼，绝望地看着周围一张张冷漠的脸，她用尽全身力气嘶吼道：“我儿子不是凶手！他不是！你们会后悔的！”
她的声音沙哑而坚定，像一头保护幼崽的母狼。
在这一刻，一场长达二十三年的血泪申冤之路，正式拉开了序幕……
01
1993年的中原农村，秋风刚刚带走最后一丝暑气。田野里一片金黄，家家户户都在忙着掰玉米，空气里都是丰收的甜香。
豫北平原的赵家村，赵东明正挑着满满两大筐玉米，从地里大步流星地往家走。他二十四岁，个子高大，皮肤是常年日晒的古铜色。汗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淌，但他脸上挂着憨厚的笑。
“妈，我回来了！”人还没到院子，声音先进来了。
母亲吴惠兰正坐在院里的小板凳上择菜，听到儿子的声音，赶紧站起来，拍了拍围裙上的土。“慢点，东明，看你这一头汗。”
她心疼地接过儿子手里的毛巾，给他擦了擦脸。
“妈，今年收成好，这玉米棒子一个比一个大。”赵东明放下担子，一屁股坐在旁边的石墩上，端起大碗“咕咚咕咚”喝了大半碗凉白开。
“收成好是好事。”吴惠兰看着儿子，眼里既是满意又是操心，“东明啊，你也不小了，二十四了。隔壁王婶说要给你介绍个对象，是隔壁村的，人很本分，你啥时候去见见？”
赵东明黝黑的脸“腾”一下就红了，他挠挠头，瓮声瓮气地说：“妈，不急，等我把西边那间屋子翻盖了再说。咱家这条件，别耽误了人家姑娘。”
“你这傻孩子！”吴惠兰嗔怪道，“有手有脚，人又勤快，谁会嫌弃咱。这事妈给你做主了。”
正说着，妹妹赵晓梅背着书包从外面跑进来，她刚上初中，扎着两个辫子。“哥，妈，我回来了！又说我哥的婚事呢？”
“你这丫头，就知道听墙角。”赵东明笑着假装要打她。
一家人围在院子里，吴惠兰择菜，赵晓梅写作业，赵东明在旁边修补农具。
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家庭，虽然不富裕，但充满了希望和安宁。
赵东明是村里出了名的好青年。他话不多，但手脚勤快，心眼实在。谁家盖房子缺人手，他总是第一个去帮忙，扛水泥、搬砖头，从不喊累。
村里的张大爷腿脚不好，赵东明就主动帮他家挑水，一挑就是两年。
村支书总说：“咱村东明，是块好料子，踏实，可靠。”
吴惠兰也总为有这么个儿子感到骄傲。她觉得，只要儿子踏踏实实干下去，好日子总会来的。
然而，这份宁静在三天后被彻底撕碎了。
那天也是一个大晴天。下午，村东头的玉米地里突然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那声音凄厉得划破了整个村庄的上空。
人们扛着锄头铁锹跑过去，很快，人群就炸开了锅。
“死人了！死人了！”
“是老杨家的秀玲！天呐！”
吴惠兰和赵东明也跟着人群跑了过去。挤进人群一看，吴惠兰腿一软，差点没站住。赵东明赶紧扶住她。
玉米地深处，十六岁的少女杨秀玲倒在血泊中，她的衣服被扯得乱七八糟，脖子上有明显的伤痕。杨秀玲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长得文静秀气，再过几天就要回县里上学了。
杨秀玲的母亲扑在她身上，哭得背过气去。村民们有的在叹气，有的在咒骂，更多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是谁干的？这么丧尽天良！”
“这丫头才十六啊……”
赵东明攥紧了拳头，这个平时连只鸡都不忍杀生的男人，气得浑身发抖。
很快，乡里的警车就开进了这个平静的村庄。警察拉起了警戒线，开始在现场勘查。村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家家户户天一黑就关紧了大门。
办案的压力非常大。这在当时是震动全县的大案，上头下了死命令，必须尽快破案，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警察开始在村里挨家挨户排查。很快，侦查的方向就锁定了几个在案发时间段，在村东头附近出现过的年轻男性。
而赵东明，因为他家的地就在那片玉米地不远，他又是村里最身强力壮的青年之一，不幸地，他的名字被圈了进去。
吴惠兰看着警察在自家院子里进进出出，心里开始升起一种说不出的恐慌。她拉着赵东明的手，那孩子的手心冰凉。
“妈，没事的。”赵东明安慰她，“咱没做亏心事，不怕。”
02
赵东明被带走是在五天后的一个深夜。
那晚，月亮被乌云遮得严严实实，村里的狗叫得特别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吴惠兰从浅浅的睡眠中惊醒。
“谁啊？”吴惠兰披着衣服问。
“公安局的，开门！”门外的声音又冷又硬。
吴惠兰的心咯噔一下，手忙脚乱地去开门。门一开，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站在门口，表情严肃。
“赵东明在家吗？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为首的警察出示了证件。
赵东明从里屋走了出来，他已经穿好了衣服，显然也没睡踏实：“同志，我这几天说的话都是真的，我真的没见过秀玲。”
“少废话，去了局里再说。”两个警察上前，一左一右架住了赵东明。
“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儿子是好人啊！”吴惠兰慌了，冲上去想拉住儿子。
“老人家，只是配合调查，你别妨碍公务。”
赵东明回头看了母亲一眼，强作镇定地说：“妈，你和晓梅在家锁好门，我清清白白，很快就回来。”
“哥！”赵晓梅也吓醒了，哭着跑出来。
赵东明被塞进了警车，车灯划破黑暗，很快就消失在了村口。吴惠兰和赵晓梅站在院子里，感觉天都要塌了。
这一去，赵东明就再也没能回家。
在县公安局的审讯室里，赵东明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绝望。那盏刺眼的白炽灯二十四小时亮着，不让他睡觉。
“赵东明，老实交代！你那天到底在玉米地干了什么？”
“我说了，我就是在自家地里干活，四点多就回家了！”赵东明的声音已经沙哑了。
“撒谎！有人看见你跟杨秀玲拉拉扯扯！”
“没有！我没有！是谁看见的？让他来跟我对质！”赵东明激动地站起来，但手铐把他牢牢地锁在椅子上。
“啪！”审讯员一拍桌子，“还敢狡辩！老实点！”
连续三天的疲劳审讯，赵东明不被允许睡觉，一闭眼就会被拍醒。他的精神高度紧张，脑子像一团浆糊。
“你就是看人家小姑娘年轻漂亮，动了歪心思，对不对？”
“我没有！我不是那种人！”
“你不是？那你跑什么？”
“我没跑啊！我回家了！”
“回家？我看你是做贼心虚！”
赵东明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自己那天的行踪，但似乎没人相信。他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爬不出来的深坑。
第四天，当赵东明已经疲惫到极点时，审讯员拿出了两样东西，砸在了他面前。
“赵东明，你看这是什么！”
赵东明努力睁开红肿的眼睛，一个是一个透明袋子，里面装着一枚指纹的拓片；另一个袋子里，是一颗黑色的纽扣。
“这是在案发现场附近找到的，经过比对，这枚指纹就是你的！”审讯员的声音像锤子一样砸在他心上。
“不可能！”赵东明疯了一样摇头，“绝对不可能！我没去过那里！”
“指纹还能有假？你家的地离那里不到一百米，你敢说你没去过？”
“我……我路过，但我没进去啊！”
“还有这个纽扣！”审讯员指着纽扣，“这是从杨秀玲手里发现的，跟你前几天穿的那件蓝色外套上的，一模一样！你还怎么狡辩！”
赵东明懵了。那件外套是母亲吴惠兰刚给他做的，纽扣是镇上最常见的款式。至于指纹，他实在想不通。他只是个农民，他不懂这些，他只知道自己被冤枉了。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他的辩解变得苍白无力。
在巨大的压力和所谓的“铁证”面前，这个朴实的农村青年彻底崩溃了。
外面，吴惠兰和赵晓梅天天跑到公安局门口，想见赵东明一面，但每次都被拦在外面。
吴惠兰给看门的警察跪下，哭着说：“同志，求求你，我儿子是冤枉的，他连只鸡都不敢杀，他怎么会杀人啊！”
警察不耐烦地摆摆手：“是不是冤枉的，法院说了算。证据确凿，你们回去等通知吧。”
很快，通知来了。县检察院以“强奸杀人罪”对赵东明提起公诉。
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把吴惠兰彻底击垮了。她不明白，自己老实本分的儿子，怎么就成了杀人犯。她不相信，这里面一定有天大的冤屈。
03
1994年春天，案子开庭了。
吴惠兰和赵晓梅坐在旁听席上，她们的座位在最角落，周围的人都像躲瘟疫一样离她们远远的。
当赵东明被法警押上法庭时，吴惠兰的心像被刀剜一样疼。短短几个月，儿子瘦得脱了相，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麻木。
“东明！”吴惠兰哭喊着站起来。
“肃静！肃静！”法官敲响了法槌。
赵东明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他猛地抬起头，在人群中找到了母亲和妹妹。他张了张嘴，戴着手铐的手抬了抬，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
法庭上，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那枚“模糊的指纹”和那颗“一样的纽扣”成了定罪的关键。
还有一个“目击证人”出庭。那是村里的一个二流子，他说自己那天下午“好像”看到赵东明在玉米地附近跟一个女孩说话，但隔得远，没看清。
但在法庭上，他的证词变成了“我亲眼看见赵东明拉着杨秀玲进了玉米地”。
“你撒谎！”赵东明在被告席上嘶吼起来，“我那天根本没见过你！”
“被告人，注意你的情绪！”法官警告道。
法庭请的援助律师做了辩护，但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
在那个年代，在“命案必破”和“严打”的背景下，在这些所谓的“铁证”面前，一切辩护都显得那么无力。
休庭片刻，判决就下来了。
“被告人赵东明，犯强奸杀人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不——！”吴惠兰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当场昏死了过去。
“哥！哥！”赵晓梅吓得大哭。
法庭大乱。赵东明被法警强行拖了出去，他拼命地回头，用尽全身力气喊道：“妈！晓梅！我是冤枉的！我是被冤枉的啊——！”
这声呼喊，成了吴惠兰后半生唯一的念想。
判决三天后，赵东明被执行了枪决。
吴惠兰连儿子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只领回来一个装着骨灰的小盒子，和儿子那件被当作“证物”的蓝色外套。
吴惠兰抱着骨灰盒，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了。她像个木头人一样回到家，把门关上，三天三夜没出来。
赵晓梅在门外哭哑了嗓子：“妈，你开门啊，妈，你别吓我，哥已经走了，你不能再有事啊！”
第四天，门开了。吴惠兰走了出来，头发白了一半，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但她的眼睛却亮得吓人。
她一句话没说，走到院子里，开始烧纸。
村里人对赵家的态度彻底变了。以前，大家见了吴惠兰都亲切地喊“东明妈”，现在，她们一看到吴惠兰和赵晓梅，就“呸”地吐口唾沫，绕着道走。
“杀人犯的家属，晦气！”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养出这么个杀人犯！”
赵晓梅在学校里，桌子被人用刀刻上了“杀人犯的妹妹”，同学往她身上扔石头和烂纸屑。
吴惠兰把赵东明的骨灰安葬在后山，跪在儿子的坟前。
“东明，你放心，妈知道你是冤枉的。”她一字一句地说，声音沙哑却坚定，“他们不给你公道，妈给你讨！就是走到天边，就是把这条老命搭上，我也要为你洗清冤屈！”
赵晓梅跪在母亲身边，她拉着母亲的手：“妈，还有我，我不信我哥是坏人。我跟你一起，为我哥讨个公道。”
一个六十岁的老妇人，一个刚上初中的女孩，她们的申冤之路，就这样在全村人的唾骂和白眼中，开始了。
这一走，就是二十三年。
04
为儿子申冤，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比登天还难。
吴惠兰不识字，赵晓梅就成了母亲的“笔杆子”。她从初中开始，就学着写申诉材料。
她把哥哥从小到大的好事一件一件写下来，写他怎么帮邻居修屋顶，怎么把攒的钱给生病的大爷。她写哥哥那天回家的所有细节，写哥哥是多么老实本分的一个人。
这些材料，她们写了一遍又一遍，寄往县法院、市法院、省高院。
但寄出去的信，全都石沉大海。
吴惠兰决定，不能光寄信，得亲自去。
她把家里唯一值钱的几百斤粮食卖了，换成了路费。她带着赵晓梅，先去县法院。
她们在法院门口一站就是一天。门卫不让进，她们就跪在门口。法官下班了，她们就追上去，把材料往人家手里塞。
“同志，求求你，看看吧，我儿子真的是冤枉的！”
“老人家，这个案子已经结了，证据确凿，你不要再来闹了。”得到的总是这样的答复。
县里不行，就去市里。从村里到市里，要先走二十三里土路，再坐两个小时的拖拉机，最后才能搭上长途汽车。
为了省钱，吴惠兰和赵晓梅舍不得住旅店，晚上就睡在车站的候车室里。冬天，她们母女俩蜷缩在角落里，把所有的申诉材料抱在怀里，那是她们唯一的希望。
她们吃最硬的干粮，喝车站的凉水。赵晓梅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跟着母亲常年吃不上一顿饱饭。
几年下来，家里的积蓄花光了。吴惠兰开始变卖家当，那台黑白电视机卖了，缝纫机卖了，最后，连家里那头刚能犁地的黄牛也卖了。
村里人看她们就像看疯子一样。
“这吴婆子真是魔怔了，儿子都死了还不消停。”
“就是，杀了人还想翻案？做什么梦！”
“可怜了晓梅那孩子，这辈子都毁了。”
赵晓梅因为“杀人犯妹妹”的身份，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她没有朋友，也没有人敢上门提亲。
她把所有的青春，都耗在了这条看不到尽头的申诉路上。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1994年，1998年，2003年，2008年……
吴惠兰从一个六十岁的妇人，变成了七十多岁、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她的腰弯了，背也驼了，但那双眼睛依旧执着。
赵晓梅也从一个少女，变成了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脸上写满了不属于她这个年纪的沧桑。
十五年，她们跑遍了县、市、省三级法院，申诉材料摞起来比人还高。
绝望的时候，吴惠兰就去儿子的坟前坐坐：“东明，妈妈没用，跑了这么多年，还是没人信你。”
她哭着哭着，又会站起来，“但你放心，妈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给你跑下去！”
转机发生在2008年。那一年，她们在省高院信访办，遇到了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干部。他被这对母女的执着打动了，破例帮她们调取了当年的案卷复印件。
那是吴惠兰和赵晓梅第一次看到完整的案卷。
在那个发黄的本子里，赵晓梅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给母亲听。当读到那枚“模糊的指纹”和“目击证人”的证词时，吴惠兰气得浑身发抖。
但就在这堆故纸中，赵晓梅发现了一处被忽略的记录。
在案发后警方的第一轮排查笔录里，有一个村民提到：“案发那天下午，我好像看到村西头的二流子高志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村东头转悠。那小子手脚不干净，不像好人。”
高志强！
吴惠兰的脑子“嗡”的一下。她想起来了，这是隔壁村的一个混混，比东明大几岁，早年就出去混了，很少回家。
笔录后面只有一句“已排查，高志强当日不在本地”。
“晓梅，就是他！”吴惠兰抓住了女儿的手，“这个高志强，一定有问题！那辆破自行车！我记得他有一辆二八大杠，链条总是响！”
这个被所有人忽略的细节，像一道微弱的光，照进了母女俩黑暗的十五年。她们找到了新的方向，她们要查这个高志强！
她们坚信，这才是找到真相的钥匙。尽管希望渺茫，但她们的信念，在这一刻重新燃烧了起来。
05
从2008年开始，吴惠兰和赵晓梅的申诉材料里，多了一个名字——高志强。
她们不再只是哭诉儿子的冤屈，而是开始一遍遍地请求，重查当年的那个“高志强”和那辆“破自行车”。
但这个请求，同样艰难。高志强常年在外，杳无音讯，而当年的案子早已铁板钉钉，要为一个“可能”的线索翻案，几乎不可能。
又是两年过去了，吴惠兰的身体越来越差，她患上了严重的风湿，一到阴雨天就疼得下不了床。赵晓梅看着母亲，心里着急，却毫无办法。
直到2010年。
这一年，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纠正冤假错案被提上日程，DNA等刑事技术也得到了飞速发展和应用。
省里成立了冤假错案复查小组，开始对一批有重大疑点的陈年旧案进行复核。
赵东明这个案子，因为家属长达十七年的持续申诉，和卷宗里确实存在的疑点（比如那枚模糊的指纹和前后矛盾的证人证词），被列入了复查名单。
当省高院的电话打到村委会，再转告给吴惠兰时，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握着电话，手抖得不成样子。
“妈，怎么了？”赵晓梅赶紧扶住她。
“晓梅……省里……省里要复查你哥的案子了！”
吴惠兰“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她把这十七年积攒的所有委屈和痛苦，都哭了出来。
几天后，复查组的一位姓张的年轻律师来到了赵家村。他不是吴惠兰想象中那种威严的人，反而很温和，戴着眼镜，说话条理清晰。
“吴大娘，赵大姐，我们是省高院复查组的。”张律师开门见山，“这次来，主要是想重新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并且去调取当年的物证。”
吴惠兰和赵晓梅把她们知道的一切，包括对高志强的怀疑，全都告诉了张律师。
张律师听得非常仔细，他点点头：“你们提供的线索很重要。但目前最关键的，是找到能进行DNA比对的原始物证。”
物证的调取过程一波三折。十七年过去了，县公安局的物证仓库搬迁了好几次。很多当年的物证早已丢失或销毁。
张律师和同事在积满灰尘的仓库里翻找了整整三天。
“找到了！”一个同事喊道。
在一个最底层的铁皮柜里，他们发现了一个发黄、密封的牛皮纸袋，上面用毛笔写着“杨秀玲案物证”。
打开纸袋，里面是受害者杨秀玲当年穿的几件衣物。因为保存条件恶劣，衣服已经有些霉变，但万幸的是，它们还在。
复查组立刻将这些衣物小心翼翼地封存，送往省公安厅最权威的物证鉴定中心。
“吴大娘，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张律师临走前对吴惠兰说，“如果能从衣物上提取到十七年前的生物样本，并且成功分析出DNA，这个案子就有希望。”
等待的日子，比过去的十七年还要煎熬。吴惠兰每天都坐在门口，望着村口的路发呆。
她怕，怕希望再一次破灭。
一个月后，张律师的电话再次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