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恩来火速电召一女纺织工，笑着说：让你当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1月8日凌晨两点，西安城还罩在黑夜里，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的住宅却被一通加急电话惊醒。话筒那端传来周恩来低沉却清晰的声音：“马上把西北国棉一厂吴桂贤的全部档案送来北京。”这句直截了当的叮嘱，让刚被寒风吹清睡意的李瑞山摸不着头脑——一个普通女工，何以值得总理连夜过问？

档案不到二十四小时便抵达中南海。次日，中央组织部递交审查结论，毛泽东看过材料，用熟悉的大手笔写下“同意”二字。批示落款时间是1月10日上午，速度之快，足见高层用人之迫切。

追溯到1951年，13岁的吴桂贤拉着破旧的藤编行李筐，只身从乾县火车站挤上一列慢车。那一年，西北国棉一厂在咸阳动工，她谎报年龄混进了招工队伍，白帽白围兜把小姑娘衬得更显瘦弱，可那双倔强的眼睛一下抓住了招工负责人的注意。破例录取的决定，成了她命运的第一个拐点。

车间里的纱锭声轰鸣不止。为追上师傅们的手速，她常常提前45分钟进岗，红灯亮起便飞快开车，下班后仍守在机器旁练手。夜校补习、业余学校拿下初中学历，她把“落在起跑线后面”的自卑感全部转化成动力。1958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她又成为陕西省人大代表，一步步把基层劳模称号写进自己的履历。

赵梦桃去世的那年，吴桂贤才25岁。偶像骤然离世，她把悲痛压进心底，喊出了“活着的人要把班组带好”的承诺。此后几年，“提前到岗”“练技术”“带姐妹”成为她工作日常，小组产量年年在全厂名列前茅。1969年，她被选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身份虽然变了，工作地点却仍在机器轰鸣的车间。

时间来到1974年末。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女同志进常委”的设想，并抛出一份名单。周恩来当场表示异议：“中央需要真正来自工农一线的人。”几分钟的交锋后，周恩来瞄准了西北国棉一厂。就这样，李瑞山深夜被叫醒，而吴桂贤此刻正在厂里巡机，对外界风声毫无察觉。

1月20日，吴桂贤抵京。她被安排在国务院招待所小楼，心底忐忑——到底什么差事值得总理三番五次催促？当晚，周恩来在西花厅见她。短暂寒暄后，总理微笑着说了那句后来传遍工厂的调令：“有件大任务——让你当国务院副总理。”短短十六个字，把她惊得几乎站不稳：“总理，我干不了！”周恩来轻拍桌面：“本领是在岗位上练出来的，不试试怎么知道？”

3月5日，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结果出炉，年仅37岁的吴桂贤正式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也是共和国第一位工人出身、年龄最小的副总理。她没搬家，也没涨工资，每月仍按西北国棉一厂的标准领76元。大会堂宴会自费交餐券，走访地方调研时捎着自家搪瓷缸，熟悉她的人都评价：“还是那个不肯让纱锭空转的吴桂贤。”

1977年，全国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大批老干部复出。吴桂贤主动向华国锋提出“回陕西”的请求。华国锋含笑劝留：“副总理任期先放着，回省委工作。”同年秋天，吴桂贤离京返陕。深夜到咸阳，她顾不上旅途劳顿，直接钻进国棉一厂夜班车间。机器声里，姐妹们看见她仍旧白帽白围兜，喊一声“吴副总理”，她连忙摆手：“车间里别喊官衔，叫名字。”

又过了十年，改革开放的南风吹到关中平原。1988年4月，深圳代表团北上招贤，点名拜访吴桂贤。席间，副市长朱悦宁“抛绣球”：“能不能到深圳帮我们建条纺织—印染—服装的完整链？”吴桂贤起初以为客套，连连推辞。消息传到她爱人王振涛耳中，这位技术干部爽朗地说：“赶去看看，有挑战才有意思。”6月9日，两人登上南下的列车。

在深圳，吴桂贤被任命为外贸集团鸿华印染公司副总经理。办厂第一要务是凑人手，她返西安、跑乌鲁木齐、进兰州，十天内把108名技术骨干拉到深圳。一条条印染线装机投产，第一批订单出口欧洲，合格率节节攀升。户口指标紧、坯布短缺，她几番奔走于公安、供销系统“讨指标、谈配额”，硬是把“特区速度”塞进传统纺织业。

1998年离休后，她依旧忙。深圳市振兴陕西促进会、扶贫走访、希望工程捐助，都能见到那张熟悉的笑脸。25万元捐修黄帝陵、常年联络民企返乡投资，没有人统计过她跑了多少公里、说过多少次“能省一分是一分”，但陕西和深圳两地干部群众都清楚：这位曾在国务院高位上坐过的女工，始终用工人办法解决问题，用工人情怀对待百姓。

吴桂贤常说一句话：“档案里写我是纺织女工，那就一辈子别忘了自己是工人。”短短数语，把个人际遇与时代风云连在了一起。辉煌也好，平凡也罢，她始终站在生产线上，手握纱锭的姿势从未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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