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是中国经济第三省，却三年减少90万人，为啥年轻人都不愿留下

我注意到一个令人警醒的趋势：曾长期稳居北方人口与经济榜首的山东，正面临日益加剧的人口外流危机。2024年，山东常住人口净减少42.8万，超越河南跃居全国人口下降幅度最大的省份。

这已是山东连续第三年出现人口负增长，若按当前趋势发展，其常住人口跌破一亿大关或将发生在未来一到两年内。作为一个工业体系完备、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列的大省，为何难以维系人口基本盘？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数据背后的严峻现实

山东人口下滑并非短期波动，而是呈现出逐年加速的恶化态势。2022年，全省常住人口减少7.2万人；2023年降幅扩大至39.82万，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位列第二。

进入2024年，人口流失规模进一步攀升至42.8万，首次成为全国人口减少最多的省份。三年累计流失近90万人口，曾经牢不可破的“北方第一人口大省”地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人口结构的全面失衡。一方面，自然增长率持续走低。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山东历史上崇尚“多子多福”，但现实压力已使传统观念难以为继。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山东迎来生育小高峰，2017年新生儿数量达到175万。然而到了2023年，全年出生人口仅60.96万，七年时间锐减超过三分之二。

尽管2024年受疫情后补偿性生育释放及龙年效应影响，出生人数回升约4万，但整体下行通道仍未扭转。与此同时，人口自然负增长的局面已经固化。

2022年，山东出生人口为68.22万，死亡人数达77.67万，首次出现自然负增长；2023年自然减少扩大至22.11万；2024年虽收窄至16.8万，但人口萎缩的基本面已然确立。

另一方面，机械增长呈现显著逆差。2024年非自然因素导致的人口外流超过20万，说明大量劳动力特别是青年群体正在迁出本地。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南方部分省份展现出强劲的人口吸纳能力。

同年，广东、浙江、新疆等地区仍保持人口正向增长。其中广东省常住人口逼近2亿大关，继续领跑全国。南北之间“一增一减”的鲜明对比，凸显出区域发展格局的深刻裂变，而山东正是这场变革中的关键样本。

留不住人的根源

山东人口流失的根本原因可归结为两点：出生率持续走低，以及人才大规模外流。如果说生育意愿下降是全国共性难题，那么人口净流出则更多暴露出山东自身的发展瓶颈。

产业结构与城市能级无法满足年轻人的职业期待和发展诉求，是核心症结所在。山东的工业基础毋庸置疑——它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41个工业门类的省份，规模以上工业营收多年稳居全国前三。

这一实力与其GDP排名高度匹配。但结构性问题同样突出：山东工业体系偏重于传统产业。2023年数据显示，规上工业中重工业占比高达77.3%。

在营收超千亿元的22个产业中，位居前列的包括化工原料制造、石油煤炭加工、农副食品加工、黑色金属冶炼等传统领域。这些行业虽为国家经济提供重要支撑，却难以承载大量新兴就业需求。

尤其缺乏吸引年轻人的高附加值岗位和成长空间。直到第七位才出现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第八位为汽车产业，两者合计营收刚突破万亿元，远低于传统行业的体量。

在此背景下，山东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与创新活力明显落后于南方先进省份。2021年统计显示，浙江省拥有高新技术企业4230家，比山东多出2308家。

山东的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尚不足浙江的一半。盈利能力方面，2022年浙江规上工业利润率为5.4%，高出山东1.3个百分点；利润总额亦领先山东1390.4亿元。

城市集聚效应不足进一步加剧了人才流失困境。山东长期在“强省会”与“均衡发展”路径间徘徊不定，既未培育出如广州、深圳般的超级都市，也未能实现类似江苏、浙江那样的全域协同发展。

青岛作为计划单列市，2024年在全国城市综合排名中位列第13，且面临无锡等城市的激烈竞争；省会济南的辐射带动作用也相对有限。

两大中心城市均未能形成强大的资源吸附力，无法像杭州凝聚浙江人才、南京引领江苏发展那样，有效留住本省青年群体。山东人才流向的数据提供了清晰佐证。

流向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的人口中，来自山东的高达133万，其中仅赴北京者就达69万，上海、广州、深圳也成为山东青年的主要目的地。

年轻人用脚步做出选择，本质上是在追逐更高水平的就业机会、更开放的成长环境，而这恰恰是当前山东亟待补齐的短板。

北方发展格局的时代考验

山东的人口危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北方整体经济发展格局演变的必然体现。从历史视角看，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早已显现端倪。

东晋以前，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开启了江南地区的深度开发进程。南宋时期，南方经济全面超越北方。元明清三代延续“天下财赋出于东南”的格局。

近代以来，虽然青岛、天津等沿海城市因开埠通商得以崛起，东北凭借丰富资源一度成为工业重镇，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北方仍占据经济主导地位，但这一优势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弱化。

五大经济特区全部设于南方，广州取代天津成为中国第三大城市，深圳从边陲小镇成长为科技创新高地。南方依托灵活机制、开放氛围和政策倾斜，率先完成资本积累与技术升级。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而北方多数地区，包括山东在内，始终未能及时融入新一轮产业升级浪潮。目前全国十强城市中，仅有北京属于北方；17个千万人口城市里，南方占10席，北方7席。

GDP排名前20的城市中，南方占据14席，北方仅4席。人口减少最严重的五个省份中，四个位于北方，除山东外还包括河南、黑龙江等地。

这种南北差距的持续拉大，催生了“孔雀东南飞”的人口迁移潮。即便是综合实力强劲的山东，也无法置身事外。更深层次的是，山东的产业布局具有鲜明的国家战略功能属性。

作为全国第三大粮食生产基地，山东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承担着重大责任。即便工业发达，仍需保留大量耕地用于农业生产。

面对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山东不能像某些南方省份那样完全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必须维持足够的农业与重工业作为战略压舱石。这种定位赋予其重要国家角色，但也制约了产业转型的灵活性与速度。

山东如何重获年轻人青睐面对持续不断的人口外流，山东并非没有突围之路。作为北方经济的重要支柱，其转型不仅关乎本省前途，更关系整个北方区域的竞争力重塑。

要重新赢得青年群体的信任，必须在产业升级、城市战略定位和营商环境优化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根本出路。山东已在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工程，济南重点布局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科技领域。

青岛正加快建设国家级工业互联网示范区，这些举措正逐步改善过去“重化工业为主”的单一结构。未来应继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在巩固传统产业优势的同时，加快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实现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发展，例如依托现有化工基础延伸发展新材料、高端精细化工；借助汽车产业基础构建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

通过产业升级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让年轻人无需背井离乡也能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明确城市发展主轴尤为关键。山东需打破“平均用力”的发展模式，集中资源打造真正意义上的核心增长极。

无论是聚焦青岛海洋经济与对外开放潜力，将其塑造为“北方深圳”，还是强化济南省会功能，整合周边县市资源建设现代化都市圈，都需要坚定的战略定力和长远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