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强国」 沈壮海：“两个结合”，最大法宝及其之用

沈壮海：“两个结合”，最大法宝及其之用

教育强国

摘要：“最大法宝”论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新的规律性认识。将“两个结合”称为“最大法宝”，清晰定义了其在我们党的“法宝”体系中的根本性、关键性、管总性地位。“两个结合”之所以是“最大法宝”，在于其事关根本与全局、事关各类“法宝”之“成”与“用”，是党和人民事业取得成功应当遵循的根本规律。在百年历史进程中锤炼形成的“最大法宝”接受了百年实践的反复检验，是百年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与智慧结晶。“法宝”得之不易，真正掌握、用好也不易。这是因为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透彻掌握还是对极为复杂的、变动不居的中国实际的认识，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两个结合”问题上，如何既“明体”又“达用”，切实把“最大法宝”自觉运用好，是我们应当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用好“最大法宝”，要坚持“两个结合”的整体性，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实际、研究中华历史文化，要增强推进理论与实践创新创造的自觉。“两个结合”升华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指向新的创造。守正创新，既是“两个结合”形成的思想法则，也是“两个结合”的本质要求。

“法宝”是中国传统典籍当中经常用到的词汇，也是党的话语体系经常使用的、充满中华传统文化色彩的概念。

1939年7月9日，在向陕北公学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同学的讲话中，毛泽东援引《封神演义》的故事给同学们讲解中国革命的道理。他讲道:“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毛泽东读古书实录》，第88页)在这一讲话中，毛泽东赠送给同学们的“三样法宝”分别是“统一战线”“游击战争”“革命中心的团结”。(参见《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132页)在两个多月后为党内刊物《共产党人》所写的《发刊词》中，毛泽东进一步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概括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6页)。此喻借中国老百姓熟知的神话故事，用易于理解的表达方式来巧解革命斗争中的道理，生动揭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对于党领导人民顺利推进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是活用中华传统文化的典范，也开创了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法宝”概念广泛运用的先例。从那时起，我们党先后以“传家法宝”“制胜法宝”“重要法宝”“重大法宝”“一大法宝”“强大法宝”等表述来定位重要的思想理念、路线战略和方法策略。

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最大法宝”的概念，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我们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习近平，2023年c)。

“最大法宝”论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新的规律性认识。将“两个结合”称为“最大法宝”，清晰定义了其在我们党的“法宝”体系中的根本性、关键性、管总性地位。那么，“两个结合”何以是“最大法宝”?如何用好这一“最大法宝”? 这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一、为什么是“最大法宝”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将“第一个结合”称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3页)，“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同上，第1094页)。“百战百胜”即“战无不胜”。

习近平总书记将由“一个结合”拓展、升华而来的“两个结合”称为“最大法宝”，与毛泽东“百战百胜的武器”论一脉相承。“两个结合”之所以是“最大法宝”，在于其事关根本与全局、事关各类“法宝”之“成”与 “用”，是党和人民事业取得成功应当遵循的根本规律。

“两个结合”事关“根本”。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党所领导推进的事业而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习近平，2022年c)习近平总书记曾将马克思主义称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参见习近平，2021年a）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如何更为根深叶茂、如何始终充满生机，就是事关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与不懈求解，贯穿于我们党百余年的历史进程。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落地生根”(习近平，2022年b)、“在中国牢牢扎根”(习近平，2023年a)、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习近平，2022年c)的问题。“两个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要深深植根于永无止境的发展变化的实践之中，深深植根于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沃土之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活力的内在奥秘，也指明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路径，科学回答了如何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生机蓬勃这一固本铸魂的大课题。

“两个结合”事关“全局”。“两个结合”因其事关“根本”，也因而事关“全局”。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对各类“法宝”的定位都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进行的，意在强调其对党和人民事业相关方面的、不同程度的重大意义。比如，将“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概括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法宝”(习近平，2024年b)，将“改革开放”表述为“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习近平，2024年a，第102页)，将“统一战线”称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 (习近平，2022年c)，将“党的建设”定位为“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习近平，2023年b)，等等。而“两个结合”的“法宝”意义，是被置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之中、以“最大”之判断进行定位的。它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参见习近平，2023年c)这里的“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都是整体性、全局性的表述。“两个结合”在我们党的整个“法宝”体系中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最大”，重要的根据是其对于“全局”的根本性意义。

“两个结合”贯穿一切具体“法宝”。“两个结合”之所以是“最大法宝”，还因为其贯穿于我们党的其他一切具体“法宝”之中，是各种具体“法宝”形成发展并能够发挥效力的前提、基础和内在灵魂。在革命、建设、改革与新时代的进程中，被我们党称为“法宝”的每一项思想理论、实践方略，无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这些“法宝”“法力”之葆有与作用的发挥，也始终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本质要求紧紧关联在一起。美国学者特里尔(Ｒ.Terrill)在其所著的《毛泽东传》中曾讲道:“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从它的欧洲族系中拔了出来，而给了它一个中国出生证。”(特里尔，第226页)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唯有在与中国实际、中国历史文化的紧密结合和深层融通中，才能获得“中国出生证”，并在这片实践沃土、文化沃土上茁壮生长。在回顾党的历史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明确指出:“我们党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习近平，2019年)这一论述揭示了“两个结合”在党领导人民开辟新道路、获得并掌握各类“法宝”中的根本性意义。

“最大法宝”是中国共产党人千辛万苦探索、千锤百炼锻造的产物。毛泽东曾将我们党形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自觉称作“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8页)，习近平总书记将之称作“在血的教训和斗争考验中得出的真理”(习近平，2016年)。这些论述深刻说明了“法宝”得之不易。称“‘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习近平，2023年c)，既表明了它的意义深远，同时也说明了它的来之不易。

在百年历史进程中锤炼形成的“最大法宝”，接受了百年实践的反复检验，是百年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智慧结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2022年a)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对于我们党“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2021年b)。我们要充分认识“两个结合”这一“最大法宝”的深刻内涵与深远意义，真正将其坚持好、运用好。

二、如何用好“最大法宝”

“法宝”得之不易，真正掌握、用好也不易。在党的历史上，即使当我们“翻越了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成不变的教条的错误思想障碍”(习近平，2016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清晰认识、根本原则之后，也并非一直遵循着这一道路凯歌行进，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的尖锐批评、提醒告诫和理性反思始终贯穿在我们党的历史探索之中。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旗帜鲜明地批判理论和实际脱离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并强调“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等现象“为数相当地多，为害相当地大，不可等闲视之”。(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7、799页)同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又指出:“现在我们党最缺乏的是对于中国实际的调查和研究。”(《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333页)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也指出，问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便在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1页)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透彻掌握还是对极为复杂的、变动不居的中国实际的认识，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种情况说明了，在“两个结合”问题上，如何既“明体”又“达用”，切实把“最大法宝”自觉运用好，同样是我们应当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

用好“最大法宝”，要坚持“两个结合”的整体性。其一，“两个结合”是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它所内含的两个方面有机一体，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识论和实践论，揭示了理论、实践、历史文化传统之间的深层互动，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律、中华文化“根脉”传承与创新发展的规律，统一于党和人民事业的生动实践。其二，“两个结合”作为“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习近平，2023年c)，需要自觉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事业的方方面面，包括文化建设方面。换言之，“两个结合”是新时代重大的文化命题，但又并非仅仅是一个文化的命题，而是事关“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2023年c)的总命题。其三，在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进程中，我们同样要坚持“两个结合”的整体性，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我们的时代特征、文化国情、文化建设实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也反对文化复古主义、虚无主义，强“魂脉”、承“根脉”，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扎实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事业。

用好“最大法宝”，要深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实际，研究中华历史文化。“两个结合”绝非摆在那里念即生效的“口诀”，抑或套用即可的“公式”，“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两个结合”的推进，以及实现“深刻的‘化学反应’”(习近平，2023年c)程度的“结合”，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实际、中华历史文化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两个结合”内含着必须始终共同观照的三个维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中任何一个维度的忽视，都会导致我们无法全面准确领会“两个结合”的真义。如果说“深刻的 ‘化学反应’”发生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这一“化学反应”“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

态”(习近平，2023年c)，那么，火热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国的具体实际则是承载这一“化学反应”的“熔炉”。在新时代，深入推进 “两个结合”，需要我们自觉置身中国式现代化的时空境遇与实践场景之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融通，不断拓展世界眼光，努力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华历史文化及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作出更富深度的研究与更为透彻的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教育，着力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倡导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各方面(包括学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实际、中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学习研究不断加强。但同时也要看到，要在这三个方面形成普遍自觉、形成系统性的新认识和新成果，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即便在高校人才培养中，“象牙塔”和“马儒互隔”等现象也还比较普遍。我们需要增进深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实际、研究中华历史文化的自觉，构建在国民教育体系、干部教育体系、社会教育体系等多维度中的有利于促进三个方面学习研究的体制机制、培养体系，夯实贯彻践行“两个结合”的学习研究基础、主体素质基础。

用好“最大法宝”，要增进推进理论与实践创新创造的自觉。“两个结合”升华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指向于新的创造。守正创新是“两个结合”形成的思想法则，也是“两个结合”的本质要求。“两个结合”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归根结底，就是要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这一前无古人的创造性事业取得更大成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同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集中阐述“两个结合”思想的代表作，也是通篇洋溢着守正创新精神、集中阐述文化创新问题的代表作。这篇讲话以“文化创新”主题开篇，开宗明义地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文化创新”主线贯穿，在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三大问题的精辟论述中，将开拓进取、守正创新、弘扬文化主体性、走自己的路等基本精神贯穿始终;以“文化创新”主旨立论，通过一系列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守正创新对于中华文明重焕荣光的深远意义，揭示了“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哲理，发出了“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伟大号召。(参见同上)

我们要深刻体悟“两个结合”的真精神，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勇于站在人类发展前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在“两个结合”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创造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使命、文明使命。（载于《哲学动态》2025年第9期）

【 沈壮海：长安街读书会成员、武汉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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