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二汽“两下三上”的选址历程（一）

导读：1966年，一个饱受争议的决策最终尘埃落定：第二汽车制造厂选址正式敲定落户湖北十堰。这场历时14年的选址之路，宛如一部跌宕起伏的历史长卷，既考验着决策者的战略智慧，更深刻展现出新中国工业化的坎坷与坚韧。要让一座占地百万平方米的巨型工厂在一片空白中崛起，背后复杂的政治博弈、国防考量、经济平衡，让每一处选址都仿佛在走钢丝。这般错综复杂、迂回曲折的决策历程，不禁引人深思：为什么是十堰？这一抉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一段波澜壮阔的往事？

第二汽车制造厂“两下三上”的选址历程（一）

陶维平 刘明辉 左芳

在诸多要素的影响下，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厂址选址经历了“两下三上”的曲折历程，直至1966年，老营会议最终确定二汽落址于湖北十堰，共历时14年。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至1956年，厂址先选在武汉，后又改在成都。第二阶段是从1958年至1960年，中央决定建在江南一带，汽车局研究确定落于湖南省境内。第三阶段是从1965年2月开始，至1966年10月为止，一机部汽车局到湖南、四川、贵州、湖北、陕西五省踏勘，初步定在湖南省的沅陵、辰溪、泸溪，后来由于川汉铁路选线方案的变化，厂址又改选在湖北省郧县十堰地区。

第一次“上马”与“下马”

根据毛泽东“要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的指示，1953年，一机部（以下简称一机部）组织拉开了第二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二汽）筹建工作的序幕。当时确定二汽对外称424厂。1953年1月8日，一机部汽车局编制出《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说明》和计划任务书，并建议委托苏联设计。不久，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央计划委员会组成代表团赴苏联谈判，正式提出委托苏联莫斯科国家汽车拖拉机设计院承担二汽的工厂设计工作，并达成协议。同年4月，苏联国家汽车拖拉机设计院主任工程师西津斯基、总图专家斯巴斯基等专家组成的工作组抵达中国，开始进行二汽厂的工厂设计工作。在开展工厂设计的同时，厂址工作小组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选址工作。

选址工作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53年3月，由时任江西省工业厅厅长刘绍武等少数同志到厂搭架子，开始筹备工作，接收干部、选厂准备。第二阶段是1953年7月，由河南调来罗红等26位同志成立了筹备处，下设秘书处、设计资料组、人事组和财务组。其任务是选择厂址、收集资料、抽配和培训干部，开始了筹建工作。第三阶段是1954年4月间，成立了以刘西尧为首的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二汽厂址几经变化，1953年秋，中共中央考虑借鉴莫斯科高尔基汽车厂的选址地，将二汽放在首都北京，选址工作小组曾在北京西郊的衙门口踏勘选址，但考虑到如果将二汽与正在筹划的北京重型机器厂（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都选址于北京，目标显著，不利战备，因此，这一动议被放弃。之后，选址工作小组又前往郑州、洛阳察看，综合信息后得出结论：郑州是兵家必争之地，且洛阳有拖拉机厂，二汽如建设于洛阳，则工业过于集中，易成为军事打击对象，不利于国防战备，因此，郑州、洛阳也被排除在备选厂址外。

二汽初定于中南。在排除了北京、郑州、洛阳等地后，中央考虑到一汽建在北方，中央于是决定将二汽放在南方。时任中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李先念分管二汽项目。对于二汽的建设，李先念明确指出：二汽建设要由湖北省包建，要搞好。李先念点将并报中央同意，由时任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的刘西尧任二汽建设筹委会主任，拟任二汽厂厂长，并另外调集湖北各地干部，包括市委书记5人、地市级宣传部长8人、省直厅局长7人，以及38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参加筹备组。1954年4月，以刘西尧为主任的二汽筹备处领导小组正式成立。武汉作为全国工业城市之一，位置适中，交通四通八达，原材料和产品运销方便，中南地区党政机关、武汉市领导又积极争取国家项目，主动调配大批干部，一机部倾向将二汽选址中南。

选址初定武汉水果湖地区。选址工作小组先后考察了黄陂横店、关山、黄土山、洪山与青山等地。黄陂横店虽距离汉口较近（约50公里），但因吸血虫病而搁置。关山、黄土山与洪山因地质较破碎、土壤结构不理想、地下水位高等因素而放弃。1953年10月，苏联专家在时任一机部副部长段君毅陪同下，实地踏勘了青山地区。青山地区虽距市中心较远，但苏联总设计师、苏联汽车拖拉机部设计院负责人斯琴斯基认为二汽发展后便与武汉市中心联系起来，因此，筹备处最终确定临江、水陆便捷、码头良好的青山为二汽厂址，并于同年11月开展地质钻孔取样工作。然而此时，华中钢铁公司（后改名武汉钢铁公司）同样确定青山地区为建厂地址，两个大型企业在厂址的选择上“撞车”了。在新中国大力发展工业，汽车、建筑、军工等需要大量钢材的时代背景下，钢铁厂显得尤为重要，且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原材料范围更大，水陆交通要求更高。因此，当二汽建设筹委会副主任黄正夏找到李先念副总理，希望他给予支持时，李先念说：“人家钢铁公司需要大量的水运交通，光吃矿石就不得了了，他们选地方很难，你们不要争了，让给他们吧”。在李先念的协调下，青山地区最终确定为华中钢铁公司的厂址，二汽另选定武昌东湖与沙湖之间的水果湖地带作为厂址，将总厂厂部选定在武汉重型机床厂东侧，家属区及学校选定在水果湖，并预留建设轻工纺织厂区，使男女职工按比例发展。苏联专家也已设计出厂区、宿舍区的平面图、厂区鸟瞰图及主要生产车间和铁路专线布置示意图，并着手平整场地，开展基建的暂设工程。

厂址转至四川绵阳。1954年11月，中国代表团到苏联商讨初步设计方案时，苏联汽车拖拉机部一位副部长无意中向中国代表团探询了武汉防空问题。他个人认为，武汉有长江大桥，又有华中钢铁公司、锅炉厂、高速柴油机厂等大厂，目标太集中，有必要另外考虑厂址。中国代表团认为这是苏联政府的正式意见，向国内作了电话汇报。1955年初，一机部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选择第二汽车制造厂等厂址的报告”。报告说：“武汉厂址介于两湖之间，空中目标显著……似另外选择厂址为妥”，并建议将呼和浩特和成都绵阳一带作为二汽厂址选择区域。中央高度重视，提出“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政策。武汉地处平原，长江穿城而过，交通条件便利，是敌人潜在的打击目标，缺乏建厂的安全性与稳定性。至此，二汽在武汉设址方案被否决。其实，这个意见只是苏联专家的个人意见，厂址改变，苏联设计院并不知道。4月，二汽筹备处根据一机部指示，开始在四川成都和绵阳一带进行选厂工作。这年秋天，苏联专家组再来武汉商讨技术设计时，才发现厂址变更，当即回国。

二汽的首次筹建工作中道而止。1955年9月7日，国家计委决定二汽厂址由武汉迁至四川成都东郊的保合场一带，甚至已经提前在成都郊区牛市口附近建了近2万平方米的宿舍。8月，二汽筹备处在成都近郊进行了厂址地址钻探工作。1956年1月，二汽筹备处领导刘西尧还向中共中央呈送关于二汽筹备处工作的情况和意见，请求中央催促苏联专家速来华定案。这时候，湖北省也没有放弃对二汽的争取。1956年5月至6月，国家计委组织了湖北选厂址小组，前往襄阳的老河口踏勘，将老河口选定为厂址的备选。此外，选址工作小组还前往西安、咸阳、兴平、兰州、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察看厂址。甚至出于专业化协作、形成地区铸造中心的设想，提出过从成都一直摆到河南郑州，共十个大厂的方案。可以说，这时候对于厂址选择处于莫衷一是的状态。但由于中央对厂址和规模没有达成共识，加之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1956年8月，中共中央已内定二汽下马，主要负责人均另行分配工作。1957年3月27日，汽车局召开厂长会议，正式宣布二汽筹建工作下马。

二汽项目首次下马，是由于经济战线的反冒进。当时新生的人民政权缺乏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经验，按照经济规律抓项目建设的能力有所不足，出现了盲目上项目、基建战线过长、发展指标过高、忽视综合平衡等冒进倾向。这种冒进倾向加大了财政压力，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紧缺的现象，造成了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国民经济计划应遵循按比例发展的原则，要求抓生产平衡、物资平衡、财政平衡的工作。1956年4月，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为进一步纠正经济工作中盲目冒进的问题创造了良好条件。5月中旬，刘少奇主持有中央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这一方针被写入了195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政治报告决议指出：如果对于凭借有利条件较快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可能性估计不足，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财政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多种客观限制而规定一种过快的速度，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必须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在这种背景之下，资金资源需求量大且尚无实质进展的二汽项目最终下马。

此外，二汽项目下马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上台后，感到无钱无设备，也不愿再背“中国包袱”有关。1955年11月23日，中国驻苏商参处发回电报称：苏联经济联络总局副局长斯米洛夫11月16日约谈二汽问题，表示过去中方签出的协议，事实上已失去效力。

对于二汽下马，曾担任一机部汽车局局长的张逢时曾回忆道：如果二汽在湖北再坚持一个时期（一机部部长黄敬曾争取过），不过早到四川另选厂址；如果中央内定二汽下马时，能保持一个精干的筹备班子不解散，二汽还有可能较早上马。1956年冬，毛泽东发表《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后，形势改变，重新讨论二汽建设。但这时二汽领导班子成员都已经另行分配工作了，已将产品资料图纸上交给一机部汽车局，转给了当时尚是装配厂的南京汽车厂生产。1958年“大跃进”时期开始生产成品车，这就是国内的“跃进”汽车。

二汽项目虽然下马了，但它为后续的汽车工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生产与技术基础。在苏联国家汽车拖拉机设计院帮忙设计了包含生产嘎斯51（轻型载货车）、嘎斯63（十轮牵引车）、嘎斯69（军用指挥车）和伏尔加（小轿车）在内的4种车型，年产10万辆，职工规模为5万人至7万人，职工和家属的比例为1∶2.5的设计纲领，此初步设计纲领由一机部于1953年10月10日，向国家计委、建委报送，为后来建设二汽积累了设计经验。为了建设二汽，一机部同时注重提高集聚而来的干部和工人的文化素质。二汽筹备处办起了学习班。刘西尧曾说：“由农业转工业是重大转变。从未进过工厂，首先要文化知识。在工厂是同钢铁打交道，不是圆的就是方的、扁的，就要重新学起”。因此，学习班配备了专职教师，从数理化学起，上课、做习题、考试。1954年12月，第一批培训干部转到长春汽车制造学校，成立101班，后来又调来几十人，成立102班，分工具制造、热处理、汽车制造三个专业。为了专业对口，还进行了现场实习，确定学员的专业，向第一汽车厂各车间和处室派出实习。这种注重实训的教学方法后来也影响到了二汽的人才培养。1957年，二汽项目下马后，这批集聚起来的干部和技术骨干，由中央组织部和一机部干部局统一发配到机电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汽车制造厂、富拉尔基重型机床厂、洛阳拖拉机厂、沈阳重型机器厂、武汉锅炉厂、南京汽车配件厂、长春客车车辆厂等二十几个单位，去充实这些单位的领导力量和技术力量，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

[未完待续]

（来源：《百年潮》202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