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四大保镖结局如何？一人归隐一人成香港首富，一人替张而死

张学良，这位被誉为“少帅”的传奇将领，其一生跌宕起伏，备受争议。

而在他背后，有四位鲜少为人知却忠心耿耿的贴身保镖。

那么当初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后，这四大保镖如何了？

鞋匠出身

在民国那段动荡不休的岁月里，许多人穷其一生只为求一口饭吃，一个安稳的去处。

而有些人，却在乱世中凭一身胆气闯出自己的天地，谭海，就是这样一个人。

谭海出生于奉天郊外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是早年随奉军征战的老兵，退役后落了个腿瘸的身子，只能靠给人修鞋糊口。

家中兄弟众多，饭不够吃、炕不够睡，母亲每年都要抱出去送人一个娃换口粮。

谭海是家中老三，从小便被寄望能接父亲的手艺养家糊口。

可这孩子自小倔得很，一听打铁补鞋就摇头，他要练武，要当兵。

十来岁时，他就在鞋坊门口搭了个木桩，天天练拳打桩，哪怕冻得手脚发紫，也不肯停下。

父亲原本不屑，后来见他实心实意，便把自己早年随军时学的些粗浅功夫一五一十教了他。

他学得快，又狠，十六岁时已能一拳打断两寸厚的榆木板。

19岁那年，他跟随本家叔叔谭春山参军入了奉军，靠着一身硬功夫和不怕死的狠劲，很快在队伍中打出名气。

一次军中比武，张学良亲临观战，谭海一连击倒三名军中好手，收势时双拳未收，杀气十足。

不久，他被调入张学良身边，成了贴身侍卫，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跟随生涯。

在少帅府中，谭海不是地位最高的，却是张学良最信得过的一个。

无论出巡、会客，还是日常起居，他总是三步不离左右。

张学良生活随性，不喜过多拘束，保镖能不能让他放松，信不信得过，是他选择的首要标准。

而谭海恰好不多言、不多问，只在关键时刻拔刀出手、挡枪护主，久而久之，张学良对他信任有加。

1929年一次险局中，张学良赴南京与蒋介石密谈，途中突遭伏击。

谭海单枪匹马拦下三人，左臂中弹仍死守车门不退，事后张学良亲自为他包扎伤口。

1936年，“西安事变”震惊中外，张学良一夜之间从权势顶峰跌入囹圄。

大多数人选择抽身远离、避嫌明哲，可谭海却在第一时间打包行李，主动请缨陪他共进退。

只是，这一次他没被允许随行，张学良被软禁后，担心旧部连累，劝他：

“你守着天津的那处老宅，我的几处产业也要人打理，不用跟着我受罪。”

谭海没有多言，只是点头应下，但自那日后，他再未踏出天津一步。

在天津租界那条幽静小巷里，谭海日复一日打理张家的房产和产业账目。

哪怕日军铁蹄压境，哪怕老部下四散逃命，他始终未曾动摇，但他最终没能等到张学良归来。

1949年后，他本可凭借身份选择南下、亦或靠旧情在新政权谋个职，可他什么都不要。

他把张家的宅子修缮一新，每日独坐小院，喝茶喂鸟，只是年复一年，盼不到一个消息。

他开始失眠，开始抽烟，后来病倒，最终郁郁而终。

富家子弟

在张学良的四大保镖中，何世礼的出身可谓最为显赫，他祖上三代经营南洋贸易，富甲一方。

父亲何启中是香港著名的实业家，在广东、香港两地皆有重商网络，年仅三十便已成为洋行的华人董事。

身为长子的何世礼，自幼锦衣玉食、受尽宠爱。

但这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三代”，却从小对金银权势毫无兴趣。

高中毕业后，何世礼不顾家族反对，只身赴法国求学，并在巴黎政治学院旁听军事战略课程。

1928年，何世礼学成归国，正值张作霖遇刺、东北局势动荡，张学良临危受命主政东北。

何世礼慕名而来，主动请缨加入东北军，他有才、有识、有背景，更重要的是有钱。

张学良向来识人如火，自然重用，他最初以“军务秘书”名义进入少帅府中。

但很快，张学良发现此人不仅武艺不俗，还擅长洋务、通晓外语，便调他进入亲信小组，成为贴身侍从之一。

与谭海相比，何世礼更像一个“带枪幕僚”，文能翻译交涉，武能随侍左右。

他随张学良走南闯北，深入前线，无数次在枪林弹雨中护主脱险。

一次围剿土匪时，张学良险遭伏击，何世礼骑马冲出，拔枪连开三发，掩护主帅脱困，右臂中弹也不下马，最终被记三等功。

抗战爆发后，何世礼本可留在后方统筹事务，却主动请调奔赴前线，加入国民政府下辖的海外联络部，在香港、南洋一带负责筹资与对日情报收集。

数次行动险象环生，他都安然渡过，名声日渐响亮，但战后中国政局骤变，张学良遭囚禁，东北军分崩离析。

何世礼看清局势后，婉拒国民党高层继续任职的提议，毅然回港，接掌家族产业。

1950年代初，何家以房地产为主业，开始大举购入港岛地块，先后开发“皇后道东项目”“九龙半岛建设案”等，逐步奠定其地产王国的基础。

与此同时，他还涉足航运、金融、电力等多个行业，不断扩张商业版图。

至1960年代末，何世礼已跻身“香港十大富豪”之列，甚至一度成为香港首富，资产估值超十亿港币。

尽管功成名就，何世礼却始终未忘昔日少帅之情，1965年，他首次赴台探望已被软禁近三十年的张学良。

已年过花甲的张学良，见到何世礼的那一刻，久久不语，两人相视无言，最后相拥而泣。

此后，他又于1978年再赴台，第二次探望张学良，1990年，何世礼病逝于香港，享年82岁。

热血赴死

在张学良四大保镖中，姜化南是最年轻、也是最默默无闻的一位。

姜化南，字仲声，1908年出生于河北冀中一个贫苦的农家。

父亲在他六岁时便因旱灾后流行的瘟疫去世，母亲靠替人缝衣养活他和两个年幼弟妹。

他从小就明白什么叫“低人一等”，也早早明白，只有读书、当兵，才有可能改命。

16岁那年，他瞒着家人报考了保定军官学校，靠着一篇关于“民族危机与军人职责”的论文，他被破格录取。

军校生活艰苦至极，但他如鱼得水，枪法精准、擒拿敏捷，尤其在战术推演课上屡屡拔得头筹。

1929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被派往东北，后因表现突出被保定同窗推荐至张学良麾下。

此时的张学良正值声势鼎盛之际，姜化南被编入侍卫营，起初负责内卫勤务，后因机敏沉稳，被调为贴身警卫。

随后数年里，姜化南始终伴随在张学良左右，随行各地，从沈阳到北平，从南京到热河，不论风雨昼夜，从不懈怠。

一次张学良外出，遭路边一匹惊马冲撞，姜化南飞扑而上挡住马蹄，自己却被甩出数米，右肩脱臼仍不吭一声。

1933年，东北军内部正在进行一次高层整编。

当时政局复杂，军中各派山头林立，张学良既要压制日趋猖狂的“皇姑屯旧部”，又要安抚南京当局对其“独大”的疑忌。

就在这样一个节点，有人暗中安排刺客，意图在会议期间除掉张学良，以图夺权。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误杀”，杀手熟知张学良的动线，伏于通往会场的偏巷中，准备伏击。

姜化南敏锐察觉异常，提前踩点布防，并向上级提出更改路线建议，却被上层以“无实证据”为由驳回。

会议当日清晨，张学良身穿便装、准备由偏门入场，姜化南察觉气氛异样，主动请缨走在前头“探路”。

他一步步靠近那条偏巷，就在转角处，枪声骤然响起，一枚子弹直击胸口。

张学良闻声而出，看见倒地的姜化南，顿时血色尽失，他扑上去，抱起他，胸前一片鲜红。

那年，他才26岁，凶手随即被击毙，幕后始终未能查明。

但这场刺杀震惊东北军，张学良震怒，亲自下令肃清内部军纪。

有人说，姜化南的死，不仅救了张学良一命，也让“整编”真正落地，稳定了军心。

张学良为他亲书墓碑，将其葬于奉天郊外松林山之侧，立祠纪念。

忠将转身

若说张学良身边谁最像“将军”，那非刘多荃莫属。

刘多荃，字子英，祖籍陕西，生于1898年，自幼受新式教育，崇尚实干与报国。

他天资聪颖，性格冷峻，1917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保定毕业后，他被分配至东北，恰值张作霖重金网罗人才，刘多荃因战术素养突出、行事果决，被调入奉军机关任职。

不久后他又随张学良身边工作，成了少帅麾下最得力的中层军官之一。

张学良喜用能文能武之人，刘多荃正是其中翘楚。

他懂军事，又能斡旋政务，在东北军中人称“刘参谋”，是少帅身边的谋士型人物。

真正让他历史留名的，是“西安事变”，1936年，张学良与杨虎城联手扣押蒋介石，要求其联共抗日。

这场惊天动地的行动里，刘多荃是最早知情者之一，更是执行者之一。

他负责调配军力、布控要地，尤其在包围蒋公馆、监控通讯、接管卫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最终，事变以“和平解决”落幕，张学良随蒋南下，而刘多荃则被调往后方，那一别，成了他与少帅的永诀。

随后数年，刘多荃历任第六十一军副军长、第八十九师师长等职，奋战在抗日前线，转战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屡有建树。

可战功未能换来荣誉，反因“西安事变”的敏感身份，以及其日渐明显的“左倾立场”，被当局视为“思想复杂之人”，仕途受限。

1946年，他被调离战线，任教于陆军大学，实则边缘化，彼时政局已近沸点，内战一触即发，刘多荃看清了趋势。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刘多荃没有南撤，而是选择留守，主动向新政权表达效忠，并交出军政机密档案。

很快，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军事委员会顾问，参与新政军改，协助整顿起义部队与原东北系统。

身居其位，他依旧低调，鲜少提及往事，但他做的第一件私事，是试图营救张学良。

他通过与周恩来、贺龙等人私下沟通，希望能以“旧部之情”向当局提出释放张学良的请求。

他甚至亲笔写信给毛主席，表达自己“愿以身家性命作保，换张将军一见天日”。

这些信件虽有记录，然终未获批，新中国初立，顾忌仍多，尤其张学良身后牵扯巨大，绝非一纸请愿可动。

1954年，刘多荃在北京病逝，终年56岁，官方讣告称其“忠诚干净，公私分明，功勋卓著”。

在他的遗物中，有一封手写遗稿未寄出，其末尾写着八个字：“少帅在囚，心如刀绞。”

张学良的一生跌宕起伏，而在他背后，那四位保镖的人生同样惊心动魄。

他们或许在史书中寥寥数语，却在真实的乱世中，用血肉与忠诚书写了不同的命运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