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纽约就餐时，41 岁女翻译被盯20分钟，男子开口却惊住她

1979年，41岁女翻译刘禄曾，正在美国吃饭，一个男子盯了她20分钟，不疑惑问：“请问您是刘翻译吗？我是你的俘虏啊！”

那年春，纽约白罗克博物馆有场聚餐。41 岁的刘禄曾刚接过法国厨师做的扬州炒饭，就觉出一道灼热的目光。

她抬头看，斜对面餐桌旁，一个高个子美国男人正盯着她。蓝眼珠里又迟疑又激动，这注视足足 20 分钟，周围的热闹都显得不真实。

刘禄曾第三次回望时，男人猛地站起来。他穿过喧闹的人群，声音发颤：“请问您是刘翻译吗？我是你的俘虏啊！”

这句话让刘禄曾手里的汤匙差点掉了。眼前的美国人鬓角已白，轮廓看着眼熟，可被岁月磨得模糊。“您是？” 她试探着问。

“我是詹姆斯・博纳特！” 男人急着报出姓名，眼眶红了，“朝鲜战场上，您在战俘营审过我。圣诞节您送我的‘和平’别针，我现在还藏在抽屉里！”

这场异国重逢背后，是刘禄曾不一般的过往。

1928 年，她生在上海的显赫家庭。祖父是淮军名将，父亲是上海知名银行主管，叔父管着金融重镇。

她六七岁时，进了上海最好的教会学校，练出一口流利英语。1947 年，她考上东吴大学法学院，专门学国际法，本能当律师或学者。1950 年，她却做了个让亲友震惊的决定。

那时，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了。志愿军一路推进，却碰到个难题：俘虏营里满是美军士兵，缴获的武器、物资全是英文标识。

战士们大多不识字，没法审战俘拿情报，还闹过笑话 —— 把咖啡粉当黑色染料用，连急救包说明都看不懂。全国号召要英语翻译，本准备留校教书的刘禄曾，撕了聘书就穿上志愿军棉军装。

她成了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工部的副排职翻译，和 22 名青年一起去了朝鲜。刚到战俘营，挑战比想的还大。第一次露天审讯时，敌机在头顶盘旋扫射，俘虏们到处逃。

对面的美军士兵见她才二十出头、长得清秀，就吹着口哨挑衅：“中国没人了吗？让个女人来伺候我们？” 还有人用脏话嘲讽，出身书香门第的她又尴尬又生气。

刘禄曾暗下决心：必须让这些傲慢的俘虏收起轻视。之后她白天黑夜都在学：白天跟老兵学审讯技巧，记敌军编制、军事用语；晚上在煤油灯下读西方法律、历史典籍。

她发现美军俘虏大多自视甚高，看不起南朝鲜军队。于是定了个策略：碰到拒不配合的，就说要把他和南朝鲜战俘关一个营。这招很管用，多数俘虏宁愿吐情报，也不愿受 “跟二等兵一起” 的委屈。

但詹姆斯・博纳特是个例外。他之前因盗窃入狱，靠服兵役换了自由，被俘后软的硬的都不吃。就算被关进南朝鲜战俘营，还是沉默对抗，甚至绝食抗议。刘禄曾审了他几次，都没结果。

有个寒冬的深夜，战士来报：“博纳特高烧昏迷，气儿都弱了！” 刘禄曾立刻提着医药箱赶去，连夜请军医来治，守在他床边喂水喂药。直到天快亮时，博纳特才慢慢睁开眼。

他看到这位之前被自己抵触的中国女翻译，正用冻红的手帮自己掖被角，突然哭了。他从小父母双亡，在监狱和军营里挣扎着活，从没感受过这样的关怀。

“你为啥要救我？” 他声音沙哑地问。

刘禄曾放下水杯，语气平静又坚定：“我们是对手，但你首先是个要救的人。这是志愿军的政策 —— 不虐待、不歧视，给基本的人道主义待遇。”

之前她还制止过战士用刮鼻子的方式调侃俘虏，这些事都深深印在博纳特心里。两人解开矛盾后，博纳特彻底敞开心扉，把自己知道的美军部署、装备情况全说了。

他告诉刘禄曾，自己是被 “服兵役就能放出来” 的承诺骗到朝鲜的，根本不知道为啥打仗。战争结束时，他握着刘禄曾的手说：“您让我明白，人性不分阵营，我永远不会忘您。”

1979 年的纽约餐厅里，当年的女翻译和昔日的战俘面对面坐着。博纳特声音发颤地说，回国后他靠努力开了家餐厅，那枚写着 “和平” 二字的红纸片别针，一直好好珍藏着。

“是您让我重新信人性的好，让我有勇气好好过日子。” 他举起酒杯，眼里满是感激。

刘禄曾也很感慨，她从没想过，当年按职责做的一点小事，会成了别人一辈子的精神支撑。这场跨越国界和战火的重逢，正好证明了志愿军俘虏政策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