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其人及创作：他曾经于废墟之上重新建立审美

近日，“行在文脉间：闲说阿城其人及创作”出版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孙郁，《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青年作家贾行家，“梁庄三部曲”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鸿等嘉宾，与《行在文脉间：闲说阿城和他的创作》一书的作者冯译萱一同围绕阿城其人及其创作展开讨论。

“行在文脉间：闲说阿城其人及创作”出版研讨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阿城开创的独特文风和文体，使他成为耀眼的文坛明星，然而，他并未止步于“作家”的身份。打磨剧本，琢磨电影的布光，为朋友们创作插图、策划画展，在中央美院讲授造型史，自发研究中国古代造型和巫文化，他的知识宇宙和艺术人生仿佛不断生发着新的可能。早年的阿城拥有过近乎“顶配”的家庭滋养，而后的社会动荡使他经历了漫长的挫折与困顿。经历了大起大落、千锤百炼，他对生活、对文化有了远超出同时代人的体察与认知。中年后的异域生活经历，让他对文化与文明的认知再攀新高度。

研讨会上，朱伟回忆了自己与阿城的交往，谈及阿城重要作品《孩子王》和《遍地风流》系列的创作和发表背景。朱伟表示，1985年阿城作品在《人民文学》的发表，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朱伟谈及阿城文学创作接续中国文脉的重要价值，认为广泛阅读积累下来的深厚素养，是阿城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功的关键。

“我从阿城的文学中获得了什么？”贾行家基于“后辈”的立场展开话题。贾行家表示，不同代际的创作者之间，事实上展开了一场接力，共同丰富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图景。阿城对于大众最重要的启示，在于他的人生态度和可贵的勇气，他以此鼓舞了以智识建立尊严的一代年轻人。《行在文脉间》一书用“闲”字抓住了阿城的精髓，“闲”的观感实则是苦心经营的结果。在AI写作的时代，阿城曾经于废墟之上重新建立的审美，仍会为青年作家提供滋养。

资深编剧、编辑顾晓阳谈及自己于20世纪90年代旅居洛杉矶期间与阿城做邻居的经历，在顾晓阳眼中，“从来没见过这么能说，又把话说得这么好的人”“阿城的脑袋就是一座图书馆，但图书馆的书是死的，一本是一本，互相没有关联，阿城的脑袋把书都关联起来了，是活的”。顾晓阳认为，阿城身上有着难得的“老辈儿人”的修养，“如果当年我听阿城大侃特侃的时候，有个摄像头把它全录下来，不知道有多精彩，在如今全民看视频的时代，是会风靡的”。

与阿城相识已有20余年的独立学者荣剑，以“魏晋风度”形容阿城。荣剑表示，阿城有着淡然豁达的人生态度和不断转换身份的人生经历，同时极具批判意识，“也许正是阿城身份的复杂性造成的‘难以定位’，致使长期以来一直鲜有研究阿城的专著。”荣剑认为，阿城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文化奇人”，他的书写和思想中仍有许多值得挖掘和解读的内容。

梁鸿表示，一个人在生活中展现出的真性情、真修养是构成一个人十分重要的维度。谈到阿城《棋王》的价值，梁鸿认为，阿城在王一生这个人物身上寄寓了人的超越性，也寄托了中国传统士人“知行合一”的理想。《棋王》的文字引人入胜，更重要的是其中展现的人的“极致”状态，这正是文学作品最宝贵的光华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由阿城的《昙曜五窟》《洛书河图》两部作品展开。杨庆祥表示，与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相比，阿城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文字和独立研究不仅仅基于材料本身，更有着清晰的观念支撑，他的写作和生活并不割裂，他所独有的作家的想象力和历史感，使他的书写具有独特的价值，“《行在文脉间》一书探讨了阿城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态度，开启了进一步研究阿城的可能性。”

冯译萱谈及该书的选题缘起和创作背景，在她看来，尽管拥有近距离观察、获得直接资料等便利条件，但书写过程中也面临种种挑战——对阿城其人及其作品的学理分析，往往容易出现自说自话、过度解读的情况，与阿城本人的观点形成矛盾；与阿城知识结构、人生经历等方面的差异，也是创作过程中需要突破的难点。冯译萱表示，阿城身上的包容性、多样性源于他的人生经历，他十分注重“文化样本”的保留，注重知识间的关联，也十分注重对中国文字本意的坚持。

以下内容选自《行在文脉间：闲说阿城和他的创作》，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行在文脉间：闲说阿城和他的创作》

作者：冯译萱

版本：汉唐阳光丨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5年9月

阿城是何人？有人如此描述：他土丘样的鼻头泛着红，每到杨柳絮子狂躁的时节，那鼻子总会更为狂躁地爆发阵阵喷嚏，让人震惊，或清醒。清醒时，他鼻上常架着副眼镜。透过那近乎完美之圆的镜片，他总是目光执着地砸向那些引起他兴趣的东西——比如花种、说明书、拓片，或是一碗热腾腾的汤面。倘若身处市井，他或许只会是人们眼中的一抹背景，但若偶然听他讲起了故事，定会惊叹：好家伙！

众人了解阿城的缘由，多是因着文学，毕竟小学课本里还印着他的句章。可若是仅从文学来看这个人，则有些盲人摸象的意味了。可以趣言：他是画家里最会讲故事的，是作家中最懂音乐的，是摄影师中最会修汽车的，是美食家中最懂拍电影的。在这个集体造神的时代，他本有资历搞一番自我营销，成为远离烟火的传说，但是，他却选择像个接地气的大爷，享受着杂家、生活家的喜乐，仿佛是劝告众人：人啊，要明白，务实地活着，才是生的根本。

1997年前后，为了《海上花》的服装和道具筹备，阿城前后三次从洛杉矶回国。据说，电影使用的服装是依照从前衣服残留的绣片定制，共170套。各式烟榻在台湾定制，雕花大床等物托南京画家汤国代为购买，屏风、门窗等家具更是在雕花工艺更为优异的越南进行订购。

对于灯光，为了展现清末京戏的真实色调，适配于服装的配色和设计，阿城建议以蜡烛和油灯作为光源，凭借其黄色调和闪烁不定的特性，营造出清末京戏原本的光感。影片拍摄中有七八场戏以两千多支蜡烛为光源，这才使得画面产生出上釉、压膜的做旧感觉。

古华小说《芙蓉镇》原著中，秦书田“文革”后平反，当上了文化馆长。在阿城的改编下，秦书田最终遵循自己的人格，拒绝了一切官职，回到原籍，继续无欲、无畏地生活。这也是阿城作为一个历史亲历者的真实感受。

阿城在《芙蓉镇》剧本中增添了一个桥段：“文革”结束后，当秦书田在回城的船上重遇李国香，她羞愧地说，“一切都过去啦，也许，我还能帮你什么忙。”这种转变并非完全是由于秦书田身份的转化，更是由于时代更迭后李国香内心萌生的良知，是阿城对于人性和道德的修复。

陈丹青曾在节目中说，“三王”固然很重要，他非常偏爱的却是《威尼斯日记》和《遍地风流》。《遍地风流》是阿城语言精练的一组小说，也是现代、八十年代后唯一与笔记体小说有所呼应的作品。

孔庆东评价《湖底》：“可以看出阿城在追求一种三板斧的风格，把一切能砍掉的都砍掉，连血带肉加大筋，全不要，干干净净地剩了副铮铮硬骨，多么古朴、多么苍劲、多么寻根！”

对阿城而言，写作并非一件带有既定构想和目标的事。文字只是表达情感的工具，情感才是小说的内核。

阿城自言，他的写作方法，就是无关方法，而是将整个的心理现实和心中经验揉和起来，提炼出自己的心理状态，以字词符号的组合流淌而出。读者之所以在阅读后产生了或喜或怒或哀或痛的情感，是因为感受到文章所传达的状态感觉，这种状态感觉的形成正是基于他诗化的生命意识。

原文作者/冯译萱

整合/何也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