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与历史｜1946年，一群带着创伤的人聚到了纽伦堡聆听审判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看《作家城堡》，感觉上是一群带着创伤的人聚到了纽伦堡，他们试图去解释这个世界应该如何以一种新方式实现正义。

每个人都很疲惫，对人类多多少少失去了一点信心，他们努力做出文明还在的感觉，以此修复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一样的、可以吞噬一切——的悲伤。

这中间穿插着各自的希望，那些希望在其后的岁月中大多沦为失望。麦卡锡，或者苏联。

唯一让人感到一点欣慰的是，当年的仇恨确实消解了。在那之后，这世界产生新的仇恨，以及更多的玩世不恭。

经“新星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部分内容分享给读者。

第二章

美国的失败，或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忧郁

我的一生中，从未像这次欧洲之旅归来时这样，感到如此的悲伤和清醒。

——约翰·多斯·帕索斯

1945 年 12 月 30 日致厄普顿·辛克莱

《外派任务》——这是美国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1896— 1970）给他的报道集选择的书名。1944 年，帕索斯开始为插图版《生活》杂志撰写报道。他先是跟随美军奔赴太平洋战场，报道了对日作战的情况，随后于1945 年10 月至12 月来到了盟军占领下的德国。在法兰克福和黑森州的乡村地带（“那里的人们还是一身滑稽的农民打扮”），他目睹了他的美国同胞如何试图整顿战后的混乱局面。早已不堪重负的上尉和中尉们，纷纷向他倾吐他们的沮丧和自我怀疑。战争胜利后，他们本想赶快回到家乡，华盛顿却命令他们留在德国组织审判、管理民众，开展非纳粹化改造。美军将士显然没有预料到，他们的工作内容，是寻找没有纳粹背景的“无罪之人”，去担任森林管理员或接管废弃的影院，而语言上的障碍又进一步增加了工作难度。

德国人既不配合，也不友好。他们总是满腹牢骚，闯进盟军的办公室提出请求，甚至举报邻人。即便如此，多斯·帕索斯事后回忆起那些饥肠辘辘、眼眶深陷的人们时，还是会被深切的同情席卷。凭借强大的同理心和标志性的“摄影机眼”（camera-eye）—— 一种像摄影镜头一样、通过硬切来反映现实的写作技巧——多斯·帕索斯展现了美国人的辛劳和战败者的绝望。战败的苦果和文明崩溃的景象在报道中屡见不鲜。然而，他却选择将文集的第三部分，也就是关于德国的部分命名为“我们失败的那年”。他所谓的失败显然指美国的失败，而非德国。

约翰·多斯·帕索斯与他曾经的朋友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玛莎·盖尔霍恩继承了相同的新闻传统。三人都是很早就喜欢艺术创作，并立志成为作家，年轻时为了糊口才进入了新闻行业。因此，他们并不满足于只做历史事件的记录者，而是深感有责任继承“新报道”（new reportage）的衣钵。这是美国一个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新闻报道流派。20 世纪30 年代中期，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左翼刊物《新群众》的出版人开始从理论上探讨新闻写作的方式。他们满怀革命热情和反法西斯理想，畅想了一种“新报道”，用主编之一约瑟夫·诺斯（Joseph North）的话来说，这种报道应当反映作者的情感参与。“对于报道的作者来说，他所描述的事实不应是一具尸体，它应当是鲜活的，它真实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曾为《新群众》撰稿的多斯·帕索斯和海明威都遵循着这一原则。不同于新客观主义报告文学的冷静、精确和距离感，“新报道”作为一种叙述性的新闻报道，强调叙述者的个人观点，但也要求记者在直言不讳的同时抱有同情心。可以说，它是文学与新闻的交汇点，兼顾了艺术性和文体上的实用性。

多斯·帕索斯与海明威的初次相遇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的一家军官俱乐部。巧合的是，两人当时都是作为志愿医护人员来到这里的。多斯·帕索斯亲身体会了战争的残酷。“竟然能有那么多颗炸弹在同一个人身边爆炸却不击中他，这真叫人吃惊。”他在1917 年8 月写道。一战结束后，被人们称为“多斯”和“海姆”的两人保持着密切往来，他们时而在巴黎的咖啡馆讨论小说的走向，时而在法国南部参加派对，时而去奥地利的福拉尔贝格滑雪，时而在西班牙的潘普洛纳观看斗牛，或去加勒比海钓鱼。在这段关系中，为人稳重、几近秃顶，还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的多斯·帕索斯始终是弱势的一方。

多斯·帕索斯是一位富有的证券律师的私生子，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度过了优渥的童年，他日后将这段时光称为“酒店里的童年”。当海明威在橡树公园高中求学、为地方报纸《堪萨斯城星报》工作时，多斯·帕索斯正在哈佛大学攻读欧洲文学。随着时间推移，这位文艺爱好者逐渐成长为一位有政治觉悟的作家。他的首作《三个士兵》（1921）与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齐名，当属从美国视角描写一战的顶尖之作。1925 年，他的代表作《曼哈顿中转站》问世，这部小说革命性地将城市本身作为故事的主角。作者从电影中汲取灵感，几乎完全舍弃了烦琐的描写和逻辑关联——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就曾受到这部作品的启发，他的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1929）同样采用了蒙太奇手法来描绘大都市。尽管德布林也为审判撰写过报道，但二人从未在纽伦堡相遇。多斯·帕索斯的社会批判精神在他的《美国三部曲》（1930，1932，1936）中达到了顶峰，通过一系列人物小传、新闻短片和内心独白，读者得以从多种视角观察这些二十年代的人物与事件。

和当时一众作家相同，多斯·帕索斯也一度深受共产党影响。这位罗莎·卢森堡的仰慕者对俄国革命和当时的社会运动充满热情，还曾于1928 年远赴苏联旅行。在1932 年的美国大选中，他选择支持共产党的候选人，而不是民主党推举的罗斯福，直到三十年代苏联“大清洗”中的作秀公审让他认清了现实。他与海明威的兄弟情谊也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走向了终结，因为后者坚持为斯大林式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铁腕统治辩护，哪怕这些手段是暴力且不人道的。1937 年，多斯·帕索斯在西班牙帮一位失踪的朋友——何塞·罗夫莱斯（José Robles）的家人发声，这位朋友遭到了西共秘密警察的清洗。海明威却劝他放弃，因为他的调查会妨碍到二人合作的电影在共和军控制区域的拍摄。“我在电影项目中的一些合作伙伴认为我的调查工作十分讨嫌，”多斯·帕索斯写道，“他们说，在当下这样的时代，一个人的性命又能算得了什么？我们不能让个人情感左右我们。”

多斯·帕索斯无法原谅这样的言论，无论它是出于共产党人之口，还是出自他那位刚与玛莎·盖尔霍恩陷入热恋的朋友海明威。1953 年，他在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时承认：“在西班牙的见闻让我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幻想彻底破灭了。苏联政府在西班牙主持了一系列不合法的审判，他们本质上就是一个杀人团伙，无情地把所有能抓到且妨碍了共产党员的人送进坟墓。”多斯·帕索斯最终倒向了保守主义，甚至成了麦卡锡时代反共运动的支持者，不由得令人扼腕叹息。

在德国，“问卷之国”

1945 年10 月，多斯·帕索斯抵达德国，此时的他不仅是一位知名作家，还是一名公开的反共人士。苏占区柏林的见闻加深了他的反感，在报道中，他将自己的震惊悉数传递给了读者：几个苏联士兵强奸了一位德国妇女和她的妹妹，并强迫她的丈夫站在椅子上观看全程，随后一枪射穿了他的头颅。鉴于此类事件，多斯·帕索斯认为，盟军在战后相关协定中对斯大林采取的绥靖政策不仅是错误的，更是危险的，因为它为苏联的扩张野心敞开了大门。

当然，在多斯·帕索斯的报道中，这些观点的表达总是借由第三人之口，报道者个人往往隐身幕后，但他从未消失。他引用的那些不具名的上尉、中尉和证人究竟真实存在，还是为证实他的观点而虚构出来的，至今仍是个谜。虚构的可能性更大——尽管他在文中描绘的总体氛围确实符合当时的现实状况。多斯·帕索斯自认是一位游走于虚构与纪实之间的编年史家，就像在小说中融入真实的新闻素材一样，他也将虚构内容暗中塞进了他的报道。这种体裁上的杂糅正是他的兴趣所在。他有意将对立的虚与实一并纳入文本，这反倒是为了更加接近真相。

多斯·帕索斯自诩为一切“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和死亡贩子”的敌人。对这样一位道德家来说，他的同胞在德国的土地上、在他们“舒适的、供暖良好的房屋里”的所作所为无异于道德的变节。他毫不留情地指出，美国人一面高喊自由口号，一面却未能有效履行其作为保护者的责任。这种对战后美国所占据的道德高地的质疑，也让他在同胞之间变得不受欢迎，而他也对此心知肚明。他常常怀疑《生活》杂志是否还会将他的报道付梓，毕竟他发给编辑部和公开表达的，都是其他人只敢在私人通信的掩护下讨论的内容。欧内斯特·塞西尔·迪恩就曾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提到军队中蔓延的困惑：他们一方面被禁止与德国人亲善，甚至不允许有最基本的接触；另一方面却要对“泡菜佬”实施再教育，教他们民主。“这怎么办得到呢？”他满怀挫败地问。

即便在记者营的美国同事中，多斯·帕索斯也是特立独行的那个。当玛莎·盖尔霍恩、艾丽卡·曼（她是以美军军官的身份来到纽伦堡的）、威廉·夏伊勒和珍妮特·弗兰纳异口同声地批评德国人的自哀自怜时，多斯·帕索斯却对他们表达了同情，即便是面对其中最顽固的那些人，他也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在海明威吹嘘自己杀了122 名德国士兵，还向一名俘虏的头部开枪，“让他的脑浆从嘴里流出来”时，多斯·帕索斯描绘的却是纽伦堡妇女和她们的孩子在废墟中的一块锌板上烤土豆的可悲场景。

多斯·帕索斯的报道回避了胜利者任何形式的沾沾自喜。他让一位无名的布鲁克林年轻中尉这样批判自己在黑森州的工作：“他们告诉我们，这就好比当消防员……为了扑灭一场大火，消防员有时不得不造成某种损失，甚至可能要炸毁一栋房子。好吧，但有人见过消防员为了一个失火的街区在城市里四处放火吗？您见过吗？仇恨就像火焰。人们必须扑灭它。”有些时候，在从那些饿得半死的战俘口中套出只言片语前，这名中尉必须先把他们喂饱、送他们就医。“残暴比伤寒更具传染性，想治愈它更是该死的困难……那些本该叫人冷汗直冒的情景，我们在法兰克福的总部里已经习以为常。”

在愁绪与民族自豪之间：杰克逊的开庭演说

1945 年11 月初，多斯·帕索斯抵达纽伦堡，见证审判的开庭。第一次走进这座“古老的名歌手之城”的他震惊于盟军轰炸造成的惨烈景象。他的感受后来直接反映在1958 年发表的小说《伟大时光》中。在书中，他在描写被“夷为平地”的历史核心城区之余质疑道，为什么位于郊区的工业区却“奇怪的完好无损”？他暗示盟军从中谋求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并质问这种主要针对平民的战争手段的正当性。

1945 年11 月22 日的晚上，他在“法贝尔家族靠卖铅笔建起的石头城堡”中，同一位东欧记者谈起了这些问题。在前往酒吧的路上，多斯·帕索斯想找人做伴，再去喝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就在这时，这位陌生人用法语向他搭话。他问多斯·帕索斯是否有时间，他想问他几个问题，多斯·帕索斯答应了。他们来到城堡的庭院里，那里可以不受打扰地谈话，还能吸烟。审判真的能为欧洲带来正义吗？东欧记者质疑道。他听说多斯·帕索斯对这次的法律程序表示了赞赏。他自然也赞同对被告处以死刑，但除了“在当前堆积如山的虚伪上再加一笔”，人们又能从审判中得到什么呢？

多斯·帕索斯指出，这次审判当然不可能尽善尽美，但至少确立了一个法律原则，即发动侵略战争是一种犯罪。然而，这一提法不经意间给了对方一个把柄。东欧记者接着问，纳粹有什么暴行能与美国对平民的大规模轰炸相比？多斯·帕索斯反驳道，美国并不是始作俑者。他的论敌这下彻底激动起来，他说，德国城市遭到的血洗比任何一座英国城市都要严重。“你们要怎么为德累斯顿无辜的难民遭到的屠杀辩护？……纳粹做了什么，能与美国将盟国波兰交到史上最黑暗残暴的独裁政权手中这一行为相提并论？”仅仅因为他们是德国人，就将一1500 万人从他们的家乡驱逐出去③，这不也应当以危害人类罪论处吗？“为什么美国人如此执着于复仇？”如今他们在欧洲所做的一切，都在激化人们的报复心理、增加暴力统治的可能，而这总有一天会危及美国自身。这当然不是“我们的本意”，多斯·帕索斯惊骇地回应道。单有良好的本意是不够的，东欧记者冷冷地说。“我不知该作何回答……我向他道过晚安，回到城堡，心情沉重地睡下了。”

法贝尔堡的这场谈话使多斯·帕索斯心生退意，类似的情绪在这次德国之行中时有出现。一方面，这些情绪源自他对同胞的失望，他们在政治上的种种过错证明他们无力填补战后道德上的真空。多斯·帕索斯在笔记中历数了美国犯下的四大历史错误：

1. 未能在 1776 年废除奴隶制

2. 南北战争后失败的重建工作

3. 针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政策

4. 针对斯大林的政策

其中两项都直指他所处的当下。“要与魔鬼同桌用餐，”多斯·帕索斯继续写道，“就得准备长柄的勺子。美国人是时候意识到，民主和独裁是无法合作的了。”他对时局的批评在他回国后发表的文章《美国正失去在欧洲的胜利》中达到了顶峰。

另一方面，多斯·帕索斯在德国的脆弱精神状态也与一种普遍的不适感有关：这里已不再是他所熟悉的欧洲了。即便是未受战乱波及的巴黎，在他1945 年10 月到访时，也已是面目全非。多斯·帕索斯急于尽快回到家乡。尽管在记者同僚的圈子里，人们都因这位知名小说家的在场感到与有荣焉，欣赏他作为社交伙伴的谈吐，对他的友好和谦逊交口称赞，但这些都没能缓解他的低落。他在11 月4 日致妻子凯蒂的信中写道：“我不喜欢这里。不只是美国人，也不只是那些方脑袋德国佬，我谁都不喜欢。”他对法贝尔堡和他在记者营中的住处反感至极，以至于要用上对应的德语词来强调他的憎恶。在另一封家信中，他写道：“记者营设在一座奇怪的城堡里，它是由那位铅笔大亨法贝尔家族的成员建造的。城堡里充斥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白色裸女石雕、铺着各色大理石的丑陋楼梯……设计堪称灾难的金色扶手椅，随时可能在某人头顶掉落的吊灯……典型的德国式恐怖（schrecklichkeit）。……大门口倒是有一对精美绝伦的中国狮子，但这些东西只是凤毛麟角。”

同样凤毛麟角的，还有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 杰克逊这样的人。他在11 月20 日的开庭演说曾让多斯·帕索斯充满了民族自豪感。“杰克逊昨天作为控方代表的开场白太出色了，”他在给凯蒂的信中写道，“再多几段这样的演讲，这艘失去舵盘、在海上漂泊不定的、破旧的国家之船就能重回正轨。如果没有他煞费苦心地找寻意义，这场审判就会变成纯粹的复仇。有那么一瞬间，被告席上的纳粹似乎第一次以和世人相同的方式看待着自己。我永远不会忘记杰克逊宣读那些屠杀犹太人的命令时他们脸上浮现出的惊恐，或许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手中掌握着哪些文件，抑或是有那么几分钟，某种类似悔恨的情绪也笼罩了他们。杰克逊所代表的，正是我希望看到的美国的模样。”

虽然不及私人通信中那般明确，《外派任务》中的《纽伦堡日记》一章里，多斯·帕索斯同样将重点放在了杰克逊的演讲上。这二十页的内容万花筒般囊括了多斯·帕索斯与纽伦堡市民交流、参观法院大楼、采访监狱长伯顿·安德鲁斯（Burton Andrus）的经过，也记录下了他与那位东欧记者在记者营中的谈话。这般与一位美国政策的批评者平等沟通的场景，在当时的报告文学中也是罕有的。审判开庭依旧是整篇报道的高潮，杰克逊则是这一幕的主角。多斯·帕索斯的摄影机首先扫过被告席，他借用了电影剪辑的手法，呈现出一连串简明生动的快照：“罗森堡僵硬的手指从上至下划过自己的脸；沙赫特的神情就像被困在一场清醒的噩梦中；施特赖歇尔的头低垂过肩，仿佛随时会从身体上掉下来。”报告的大部分篇幅留给了杰克逊。“我不相信这座法庭中会有人感受不到，这是怎样一番伟大又勇敢的发言。我们美国人都悄悄站直了一点，为说出这番话的是我们的同胞而骄傲。”

杰克逊深知这番开庭演说的重要性，他知道，这是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他冷静地列举起诉书中的各项依据，拿出被告的文件证明他们的罪状，并做出承诺，从今往后，世界的秩序将根据法律原则得到重建。这既不是蛮不讲理的、胜利者的审判，也不是报复行为。“四个大国……不是为了复仇，而是自愿将他们囚禁的敌人交由法律裁决，这是权力对理性做出的极大让步。”犯下每一项具体罪行的并不是国家，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并且，即便这些被告犯下了这样深重的恶行，他们也必须得到一个公平的机会来为自己辩护。

演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解释反和平密谋罪这项指控，以及它和其余三项罪名的关系。杰克逊承诺将在指控中证明，被告相互勾结，共同实施了一项只能通过侵略战争来实现的计划。他们的所有行动——从在德国国内掌权到消灭异见者和敌人，再到虐待被占领国的战俘和民众——都是这场阴谋的一部分。

杰克逊有着非凡的演说才能，他清楚自己应以怎样的姿态示人。他希望用他的遣词造句为法庭带来一种严肃的氛围——他称其为“忧郁的庄严”。在演说中，他将纳粹和军国主义的犯罪集团与普通德国民众区分开来，这相当于为德国人提供了与纳粹分子撇清关系的机会。法国首席检察官弗朗索瓦·孔特·德芒东将全体德国人视为纳粹的共犯，指责他们有“潜在的野蛮倾向”；杰克逊则描绘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历史图景，在他的描述中，德国人民只是被一个犯罪集团诱入了歧途。“如果广大德国人民从一开始就欣然接受了纳粹党的纲领，那么在建党之初，冲锋队就没有必要存在，也不会需要集中营和盖世太保。”

在今天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家看来，杰克逊在开庭演说中展现出的宽容“几乎是天真的”，因为他对德国民众中那些纳粹的同路人、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集体性狂热和波兰的灭绝营避而不谈。杰克逊的演说传达了和解的信号，他向那些无辜的德国人伸出了手——他的支持者多斯·帕索斯也是如此。人们可以对他提出相同的批评，因为他的报道同样对德国民众的盲从和大屠杀三缄其口。两人都将德国人视为潜在的盟友。尤其是在斯大林坚持其扩张政策的背景下，美国迟早会为拥有朋友而感到庆幸，无论这位朋友身处何方。多斯·帕索斯让笔下的一位中尉说：“我们必须助那些正直的德国人一臂之力。”在当时的美国，人们正在就小亨利·摩根索《德国是我们的问题》（1945）一书展开热烈讨论。这位美国前财政部长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和平方案，其苛刻程度远超1919 年的《凡尔赛条约》。他主张对德国实行去军事化，限制其经济发展能力，将其转型为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拆除德国国内的工业设施，并要求战争赔款。

多斯·帕索斯对这次欧洲之行的总体感受是复杂的。1945年12 月4 日，从勒阿弗尔登船返回美国时，他已经对自己断言的“美国在德国的失败”有了切身的体会，但他也见到了同为美国人的罗伯特·H. 杰克逊，这位救赎者般的人物是他秉承的价值观的最后希望。12 月30 日，他在致朋友厄普顿·辛克莱的信中忧郁地写道：“我的一生中，从未像这次欧洲之旅归来时这样，感到如此的悲伤和清醒。俄国人或许是对的，人类就是如此邪恶，只有恐惧能约束他们，但我还是拒绝相信，西方世界所代表的一切……都要归于尘土。”

题图来自电影《纽伦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