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特务被捕后语出惊人：杨靖宇不是自杀，凶手还在北京当官

“我说，杨司令不是自杀，真凶此刻在北京拿着公家工资！”——1951年3月15日凌晨，沈阳军区警备署的审讯室里，特务刘其昌靠在椅背，声音嘶哑却字字铿锵。值班军官愣住，随即把这句话记录在了那张已经划满红痕的讯问笔录上。

消息以电报形式翻山越岭，一小时后落到军区情报处长的案头。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胜利不久，国内清剿潜伏特务的行动正紧锣密鼓。刘其昌供出的细节，若属实，东北抗日联军最高指挥官杨靖宇的牺牲性质就将被彻底改写，这可不是小事。情报处长压着激动，小心翼翼批示：“立即上报，并请求中央专案组核查。”

华北军区机械部副科长陈子平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卷宗上。此前，他只是个远离一线的“后勤管库人”，在承德城外两排青砖库房间进进出出，鲜少有人把注意力投到他身上。刘其昌却认定，正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副科长，十三年前把杨靖宇的行踪和作战要点一股脑交给了日伪宪兵。

专案组到达北平仅用两天便打开局面。机械部配合核查档案，发现“陈子平”登记信息漏洞百出：出生地、参加革命时间、入党年月三处互相矛盾。再顺藤摸瓜，军统旧档里一个叫“程斌”的名字呼之欲出。档案照片里，程斌穿着伪满军装，眉骨高耸，恰与机械部副科长有七分相似。

追踪至此，中央专案组决定先不打草惊蛇，而是重查杨靖宇牺牲前后的战斗报告。1940年2月，日伪司令部颁布的《剿灭杨靖宇急务手令》清晰记下：某“重要线人”提供了粮道、联络站坐标及杨部转移路线。手令附件里那份油印地图，批注的笔迹，与保存在沈阳军区保险柜里的程斌自传手稿笔迹几乎一致。证据链越攒越密，陈子平的真实身份无处遁形。

关于程斌，其实在1933年前后，他是杨靖宇最倚重的部下——东北抗联第一师师长。当时在临江县、抚松、辉南一带，游击战打得日寇头疼。伪南满警备厅厅长岸谷隆一郎吃了亏，便盯上了程斌的家眷。一天深夜，程家老宅被包围，老母亲和幼妹被押往抚松宪兵队。日寇赌的就是一个“亲情软肋”。

一年之后，程斌终于动摇。南满警备厅密档记载：程斌带着“家属安全”这一条件，秘密与日伪商洽，落笔时他还在卷宗边角写了句“事成之后，请速放行”——如今读来不啻讽刺。根据后来审讯记录，程斌向敌人提交了两件关键物：一是抗联交通站分布图，二是杨靖宇各部联络暗号。正是这两张纸，使得抗联物资中转站与兵工器械所接连被破坏，数百名地下交通员牺牲。

1939年冬，东北已是白山黑水、冰封千里。杨靖宇率余部钻入濛江密林，他身边只剩七人。缺弹少粮，冻伤蔓延，他依然不肯向伪军喊出的“投降书”低头。抗联战士邱少云回忆：“司令说，宁可冻死在山里，也不给日本人一条活路。”可伪军侧翼却始终掌握他的位置，多次包围都像被人提前在地图上画好圆圈。现在看来，幕后推手正是程斌。

1940年2月23日，三道崴子雪野上，枪声拉响一个多小时。杨靖宇被击中腹部动脉，鲜血把棉衣染成褐色。日军医务官解剖发现他的胃里只有树皮、草根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日本《陆军省战报》当晚即刻电传东京，称“自杀式抵抗”，试图掩盖汉奸协助的黑幕。

抗战胜利后，程斌投奔国民党保密局，在刘其昌等人庇护下，改名“陈子平”。他奉命潜伏东北，后又随53师败退平津，表面上清除日伪遗留特务，实则利用内讧遮掩身份。1949年底北平和平解放，他干脆“坦白”过去的“小错误”，换得一枚“肃特积极分子”奖章。机械部缺人，他顺势钻进后勤岗位，自以为金蝉脱壳。

刘其昌为何在1951年松口？他在最后供述里写道：“我怕死，但更怕良心不安。”他被捕那天正值扫街行动，掩护同伙时失手落网。看守所里，队友全部供出真实姓名，刘其昌意识到死路一条，便想用炸出更大的秘密保命，没想到真的炸开当年伤疤。

1951年4月，中央专案组将全部证据递交军法处。陈子平被带到承德郊外一座封闭院落，面对铁证，他哑口无言，只留下半页供述：“我愧对抗联弟兄，愿以死谢罪。”5月12日清晨，热河省人民法院宣判死刑，当天下午执行。枪声很短，院外杨树叶子被风掀起一阵躁动，又很快归于宁静。

值得一提的是，陈子平被处决后两周，东北老战士代表抵京述职，专门向中央申请为杨靖宇补发烈士证书。文件批复上写着八个字：“英魂永在，功勋长存。”此后多年，每逢二月二十三日，当年跟随杨靖宇转战林海雪原的幸存者都会聚在通化山口，默念一个名字——程斌。他们并不为了恨，而是提醒自己：阵前不止有枪炮，还有人心。

在那段风刀霜剑的岁月里，杨靖宇以一己之躯拖住数万日伪兵力，他的牺牲早已写进教科书；但若没有1951年的这场审讯，幕后叛徒或许会以“战斗功臣”的名义安然终老。历史从不怕尘封，却害怕遗忘。刘其昌一句“杨靖宇不是自杀”，让遮掩多年的血债浮出水面，同时也提醒后来人：胜利不只靠浴血，更靠守住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