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伟建：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是美国的两倍

破解中国生产率悖论

Unraveling China's Productivity Paradox

作者 l 单伟建

中国是世界制造业的领军者，贡献了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约30%，造船、电动汽车、锂电池、商用无人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等三分之二的实物产出。中国采用尖端技术，到2024年安装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密度比美国高出50%。中国拥有3万多家智能工厂，包括没有工人也没有全天候照明的自动化的“暗工厂”。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人均汽车产量是其加州工厂的2倍。

然而，几乎所有现有的研究都声称，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美国，估计只有美国水平的百分之几（个位数）。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中国制造业具有全球竞争力，但生产率却不高？中国的制造业效率是一种幻觉吗？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源于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对中国低生产率的估计没有考虑到原始设计制造商（ODM）和原始设备制造商（OEM）之间的区别。它们也没有恰当地解释两国之间巨大的价格差异。在可以用实物衡量产出的行业中，一名中国工人的实物产出是一名美国工人的2-3倍。但以名义美元附加值计算，由于物价和购买力的差异，中国的优势缩小到20%左右。如果衡量得当，中国不仅在制造业产出方面，而且在制造业生产率方面确实是全球领先的。

衡量缺陷：苹果vs橘子

经济学家通常用每个工人的增加值来衡量劳动生产率。增值的定义是收入减去中间投入的成本。使用这种方法有很好的理由，它可以比较不同行业的产出，例如家具和计算机，或者一个行业的不同部门（例如本田思域和梅赛德斯s级）。

但增值也可以来自非制造环节，比如，产品设计、品牌、与产品相关的知识产权（而不是嵌入生产过程中的知识产权）和营销。增值的货币定义也可能受到国别之间持续的价格差异的影响，例如，由于关税或不同的通货膨胀率造成的价格差异。因此，这种附加值的标准度量方式，就很难将制造过程本身的真正劳动生产率单分出来。

考虑两种类型的制造商：原始设计制造商（ODMs），如苹果和英伟达，原始设备制造商（OEMs），如富士康和台积电。ODM不雇用制造劳动力，所有价值都来自产品设计和采购管理；OEM专注于实物生产。苹果通过设计iPhone创造的人均价值比制造iPhone的富士康高得多，半导体芯片设计公司英伟达的人均产值远高于为英伟达生产芯片的台积电。

这是否意味着富士康和台积电是效率低下的制造商？否。富士康和台积电都是世界上效率最高、产量最高的制造商。然而，通过将ODM与OEM混为一谈，传统的劳动生产率增值计量方法产生了一个矛盾的结果，即效率最高的制造商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较低。

用名义增加值衡量生产率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同国家相同产品的价格差异很大，如果没有适当考虑价格和购买力差异，增值方法可能无法反映真实的生产率。

中国工人的生产率是美国的两倍

为了更好地评估真正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我们需要使用同类比较。OEM应该与同一行业的OEM进行比较，我们需要衡量每个工人的实际产出。

在这项研究中，我考察了在美国和中国有重要生产商的五个行业，这些行业的实物产出指标是可用的：造船、综合钢铁厂、电动汽车、太阳能光伏组件和水泥。除了被认为有可靠的全行业数据的太阳能组件外，劳动生产率数据均来自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或10-k表。电动汽车数据来自特斯拉（Tesla），该公司在加州和上海运营着生产相同车型的超级工厂。

对于每个行业，劳动生产率都是根据实物产出和名义附加值来衡量的（没有调整价格差异）。我还纳入了平均工资，因为它代表了劳动力对生产率的贡献。考虑到劳动生产率可能会因产能利用率和价格波动而变化，所有的计算均包括2023年和2024年两年。

调查结果如下表所示，令人震惊。在所有行业中，中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按人均实物产出计算）均高于美国，平均为后者的2.4倍。按名义增加值计算，中国的优势缩小至平均为美国的1.2倍。水泥行业有点异常：中国的人均实际产出略高于美国，但由于巨大的价格差异，按名义增加值计算的生产率是美国工人的28%-50%（所有行业这两年的完整数据见附录）。

中国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转化为比美国更高的工资。根据IMF的数据，以名义美元计算，美国工人的工资是中国工人的5至6倍，尽管1美元在中国的购买力是美国的2倍。

中美制造业工资的差异反映的是国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而不仅仅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国民收入水平是由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决定的，而不仅仅是由制造业等特定部门的生产率决定的。特斯拉就是一个例子：其上海工人的生产率是美国工人的2倍，但按名义美元计算，他们的工资只是美国工人的17%-18%。

关税对生产率不利

贸易壁垒往往使国内生产商免受外国竞争，从而使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水平，这可能会增加收入，从而提高受保护产业中每个工人的增加值。但这并不等同于劳动生产率的真正提高。

事实上，实证研究一致表明，保护主义通过减少对创新、效率和资源再配置的激励，导致生产率降低。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提高关税会使劳动生产率在五年后降低约0.9%，因为劳动力使用效率下降，而杰弗里·弗兰克尔和大卫·罗默1999年的一项分析也表明，自由贸易通过提高生产率来促进增长和收入增加，而保护主义则产生相反的效果。

在我们的分析中，所有行业有一个共同特征是，贸易壁垒实际上阻止了中国产品进入美国，这些壁垒导致美国商品的价格明显高于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国名义附加值生产率差距缩小的原因。

钢铁的实际产出生产率与基于价值的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最大的差异。中美钢铁产业的结构区别在于：中国90%以上的产量来自将铁矿石转化为钢铁的综合工厂，而美国三分之二的产量来自回收废钢的小型工厂。我的数据只比较综合工厂。

中国综合钢厂的人均钢铁产量是美国钢厂的3.2倍；然而，按名义价值计算，人均增加值仅为后者1.2倍。这主要源于美国钢铁价格受关税影响而高于国际价格75%。这种保护使美国钢铁行业的效率越来越低：自2017年以来，美国每工时的钢铁产量下降了32%。水泥行业的情况也类似，美国的水泥价格为每吨148美元，而中国为每吨55美元。

关税并不是推高美国物价的唯一因素

电动汽车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对比，因为特斯拉在上海和加州的超级工厂生产相同的Model 3和Model Y汽车。2024年，上海用2万名工人生产了100万辆汽车，而加州用2.2万名工人生产了46.4万辆汽车。即使按名义附加值计算，特斯拉上海工人的生产率也是美国工人的2倍。尽管由于来自众多其他电动汽车制造商的竞争，Model 3在中国的价格要低24%-32%，而中国电动汽车实际上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

在太阳能组件领域，中国以80%的全球份额主导着全球市场，发电量是美国的70倍。2024年，中国每名工人的发电量是美国的2倍，低于2023年的约3倍。但看人均名义增加值，中国的优势从（2023年的）约1.8倍缩小到2024年的接近同等水平，反映出由于激烈的竞争和成本压降，中国自2020年以来产品价格下降了60%，而美国产品由于关税和《削减通胀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补贴，价格上涨了。

除关税外，其它结构性价差进一步放大了美国制造业的名义附加值产出。两国制成品的价格差距远远超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平均购买力平价调整值。IMF估计，1美元在中国的购买力是在美国的2倍。

例如，美国的药品价格通常比其他国家高出3至10倍，在某些情况下差距甚至更大。Loqtorzi是上海君实生物研发的一种抗癌药物，在中国每剂售价为 280 美元，而在美国每剂售价高达 8892 美元，足足相差 30 倍。该药的美国经销商Coherus虽被归为生产商，但其在扣除 20% 的授权费后，赚取了这部分溢价中的 80%。

“无工厂制造商”的核算问题

另一个容易造成混淆的点是，苹果、英伟达这类众多美国企业均属于 “无工厂制造商”（factoryless goods producers, FGPs）。自 2013 年左右起，美国统计部门便将这类企业归入 “制造业企业” 范畴。据多方估算，2023 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总额为 2.9 万亿美元，其中约 30%-40%（即 7000 亿至 1 万亿美元）的产值通过外包转移至海外，而FGP在外包产值中占比达12%-15%，对应规模为 3480 亿至 4350 亿美元。相比之下，2023 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总额为 4.7 万亿美元，其外包至海外的产值占比不足 5%，规模仅为 2000 亿至 3000 亿美元。

美国将无工厂制造商归为制造业企业，中国却并非如此。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制造业统计数据中侧重实际生产环节，仅依据企业自有或运营场所产生的有形产出对企业进行分类。2013 年以前，美国的FGP还被划分在批发贸易或服务业范畴内。若美国采用与中国一致的制造业统计标准，仅将本土实际生产产值纳入核算，那么其制造业增加值将缩水 30%-40%。这也是为何将美国制造业人均增加值与中国同类数据进行对比毫无意义的重要原因 —— 两者的统计口径截然不同，根本不具备可比性。

C的制造业优势真实存在

C的制造业效率并非虚无缥缈：其多个行业工人的实际产出量达到了美国工人的2倍乃至3倍。中国制造业薪资水平较美国低 80%，但这一现象并非源于劳动生产率的落后。此前部分研究得出相反结论，或许是因混淆了制造业与非制造业的界限，且未能合理核算价格差异所致。

C制造业劳动力生产率优势显著，而美国薪资水平居高不下，这双重因素促使美国企业将生产业务外包至C。美国企业专注于设计、产品知识产权、品牌建设与市场营销，同时将生产环节外包给效率最高的生产商，这恰恰是美国的优势所在，而非劣势。

美国推行的制造业回流政策（例如施压苹果公司在美国本土组装苹果手机）多半难以奏效，因为这类政策与强劲的经济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一旦落实，会迫使美国工人转入生产率低于外国同行的岗位，创造的增加值也随之减少，最终将导致国民收入下降。

C正沿着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路径，逐步向制造业价值链上游攀升，并将低端生产环节转移至薪资水平更低的国家。目前，C在高附加值领域的产量已超过美国，若其制造业生产率低下，绝无可能实现这一成就。此外，C还在通过引入自动化技术以及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制造模式，持续提升自身的制造业效率。

两国均在为各自产业经济寻觅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的发展愿景聚焦于自身的制造业优势，而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政策若想长期奏效，唯有瞄准高端高附加值制造业领域 —— 该领域的发展本就无需贸易保护的加持。全球化能助力两国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若强行脱钩，两国经济都可能陷入发展恶化的境地，对美国而言更是如此，毕竟其如今已不复拥有曾经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

本文刊发在佳富龙洲（Gavekal Dragonomics，又译龙洲经讯）官网，作者单伟建为太盟投资集团（PAG）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长及CEO，著有《走出戈壁》《金钱博弈》《金钱风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