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者回忆:江青进延安的特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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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下旬的一天,一辆黄包车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的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打扮入时的“小姐”。她拎着一只小皮箱,说是要找徐老师。

徐明清(时为中共地下党员)闻声从房间走出来,见来人吃了一惊,喊道“李鹤,你怎么来了!”原来这位来者正是江青。

江青道出真正来意:想去延安

安顿好了行李,徐明清和江青细谈起来。徐明清问江青:“你现在还经常演电影吗?”

“唉……”江青又叹了一口气。“‘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局势动荡不安,大家哪还有心思看电影啊!现在,电影市场一直很萧条,我呆在上海也没有什么事可做啦!”

“那你现在怎么打算?”徐明清又问。

江青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来意:“一冰,说真的,我来西安是想请你帮个忙。”尽管那时徐明清的名字已由一冰改为徐明,但江青还是习惯地叫她的老名字“一冰”。

“帮什么忙呢?”徐明清问。

“我想到延安学习,想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中年时的徐明清

徐明清知道,当时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员和一批进步青年,纷纷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找光明。可江青当时一心要奔赴延安,恐怕还另有原因,但还是把她当作一位心向光明和进步的青年来看待。

“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徐明清问道。她所问的介绍信,是指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可江青摇摇头,说:“有你在,会有办法的。”

黄敬的延安之行影响了江青

“听说小俞到过延安?”江青又问徐明清。

“是的。听说他5月去延安开过会。”徐明清说。

俞启威这时已改名为黄敬。对于他的消息,江青仍十分关注。虽说江青在上海演艺界的生活,闹得满城风雨,众说纷纭,但她的内心对黄敬依然怀有别样的感情。



黄敬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之一。1937年2月,当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调离北平,柯敬史(柯庆施)随即宣布,由黄敬、林铁和陈伯达组成“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

不久,黄敬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为苏区代表前往延安参加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会议定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尓斯(即海伦·斯诺)同行的。黄敬对斯诺夫人说,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次会议,规模很大,届时,中共的领导人都会到场出席。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平时都被封锁线隔离,相距甚远,能聚会在一起是非常难得的。

1937年4月21日,斯诺夫人便在黄敬和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之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的陪同下,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

到达西安后,4月23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日夜监视,和黄敬悄然离开西安。4月30日,他们抵达延安。5月2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5月20日,黄敬离开延安回到北平。

徐明清本来猜想,江青要去延安可能会有什么别的动因,想不到竟是黄敬的一次延安之行,给了她不小的影响。

博古批准了江青进延安

由于江青拿不出组织证明,徐明清就对她说:“你还能找出什么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

江青打开小皮箱,从中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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