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自述者简介：何昌建，生于1955年，四川达州宣汉县人，原50军150师448团1连3排排长。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因上级错误指挥和浓雾等原因，与1连部分官兵一起误入敌军重围，在几天打不赢、冲不出、无救兵、失通信并饥渴三四天的情况下，被迫同意做了战俘。
写在归国35周年的日子里
三十五年前的今天，在中越外交磋商及国际红十字会的协调下，第三批中越之间的战俘——得以交换。
我于当天回归，成为为数不多的中方归国者之一，跨过国境线后，我被两位护士搀扶着，在距零公里处不到200米的一间战地帐篷中简单洗浴后，换上无帽徽、领章的军队便装，迅即登上大巴送到某军队医院。
经过半个月的调养和治疗后，我被送到“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置” 的归俘学习队，开始了长达半年的 “学习审查”。
01
心底无私天地宽
我所在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50军150师448团一连。
我所在的部队于1979年3月12日深夜承担清剿掩护任务，在穿插中遭敌伏击，当突围占领某独立山头后，被越军围困至3月14日下午5时左右，全连104人被俘。
到学习队后，我第一时间把“被俘经过”及在被越军关押84天里的所有情况向工作队作了详细汇报。享受“特殊”待遇的我，每一次单独审查都是150师保卫科陈科长，他身高170厘米以上，块头较大，一双疑似甲亢的眼睛看似有神。
初始审查还是比较和蔼的，但比起在越南的审讯来，要严格得多。到后来，其态度的急转直下，叫人难以接受。同时，我也感受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在第八次对我审查的时候，总政治部保卫部的党副部长（陈科长介绍）及陈科长给我摊牌说：“何昌健啊何昌健，你如果当时牺牲了，你家里多么的光荣啊！”
此时我知道——我将要面临的是一个“不死之罪”。
人就是这样，在艰难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然而在幸福的时候，他可以把艰难忘掉。
获得了再生的人，会把当初“生与死”的处境完全抛在脑后，并在强大的政治影响下，恨不能再上前线与敌拼杀。
当初，全连53人加上沿途收拢在一起的共104人突围上山，在被包围、与大部队失联并失去战斗力，处境十分危险，上有连长指导员，下有战友兄弟的情况下，我一个排长的某些话就能瞬间变成了一言九鼎的“圣旨”。
正确的分析与盲目的行为，必将招致不同的结果。
人是动物，而不是植物，生命是不可再生的，本以为在归国的学习队里能有机会解释自己的言行；但现实是残酷的，在学习队的后期，我却变得孤独无助，只能整天独自一人在篮球场上打篮球来消磨时光，以减少冷眼的可视率。
1979年的国庆节后，一列软卧专列，把我们（200人左右，主要是448团的）剩余归国战俘送到四川，暂时驻扎在原成都军区五七干校驻地，一个多月无所事事。
1月26号上午9时左右，我被通知到二楼开会。
刚一进门，便被两个士兵将我双手反扣，并用手铐铐住，在通往大会现场的途中（此时余下的归俘已全部集中到会场），送押士兵不停地将我的头往下按，以示认罪。
到达会场后，我见副参谋长付培德、一连连长李和平、一连指导员冯增敏、八连连长刘兴武、八连指导员李铁桥已悉数在场。
会上，包括我在内的六人被统一宣布为“率部投敌”的首要分子而被逮捕。
至此，我短暂的军旅生涯宣告结束，并与448团的所有战友失去了联系。
在我被押往成都军区华阳看守所的后时代，归俘学习队的批判会、声讨会、自我检讨会等，没有少开。
会上一致认为：惩治这几名“罪犯”是应该的、正确的。
在解决了几名“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后，余下的归俘，处理起来虽然非常棘手，但也被名正言顺的“一刀切”了。
服役满两年的所有官兵一律转业、复员、退伍；不满两年的，通过严格的保密教育后继续服役满两年后，退伍。
02
深陷囹圄的悲哀
看守所突然一下子送来了这么多“罪犯”，着实把看守们忙坏了。两天前，就腾出了院内监舍（2014年5月初才知）。
原以为送来的是一群赤面獠牙的魔鬼，没想到来的是一帮没有帽徽、领章的参战军人，这让看守所的全体人员松了一口大气。
入狱前十天，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