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军统能力压中统？徐恩增后来说道：戴笠的手段我学不来！

1943年初冬，山城雾重，嘉陵江边冷风呜咽。徐恩增刚从国民党中央办公厅出来，同行幕僚提醒他军统又拿下几份日军密码本。徐恩增站在台阶上，只说了一句：“他的路太毒，我学不来。”七个字没多少分量，却为两统此后此生的分野定了基调。

时间往前推十一年。1932年春，戴笠奉蒋介石命组建复兴社特务处，也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军统。当时的蒋介石急需抓住军事情报命脉，戴笠靠一纸“军事化、绝对服从”条训迅速聚人，而这些人不少是黄埔旧部或地方豪客，心理底线极低，干脆利落。与此同时，国民党党务调查科还在琢磨如何修订“党员登记表”，动作比蜗牛还慢。两条赛道自此背道而驰。

1938年，陈果夫、陈立夫用党务调查科资源升级成中央统计调查局，一纸公文把徐恩增推上台。徐是书生出身，递条陈词讲究修辞，不太愿意找街头拳脚快的人。他的骨干大半来自传统文官系统，虽然履历好看，却缺乏野外生存本事。中统天生像机关里的秘书处，写材料一流，可真要翻山越岭就不行了。

抗战全面爆发后，战时决策中心从南京移到重庆。蒋介石日夜盯着战报，谁能拿来有价值的敌后情报，谁就更靠近核心。军统趁机大扩网点，从缅甸到兰州都能找到暗桩；中统却还在对党内“异议言论”逐条造册。客观环境决定了军统越干越顺，中统越走越窄。

1941年春，徐恩增想用“党纪清洗”反击，列了几箱材料去告戴笠贪墨军费。戴笠先下手：把军统紧急预备的特工名单送到蒋介石案头，上面附着一句“如今晚不发枪，谍报线路即日瘫痪”。老蒋没细看材料真伪，拨款落到军统账上。徐恩增满腔文件瞬间失色，这叫战时优先权，中统没有插话的资格。

戴笠狠劲不仅体现在对外。1942年“汪伪渗透案”爆出后，他命人伪装成商务人员把中统联络处外围线人全夺走，还顺手放话：“刀尖上的事，不是点头哈腰能解决的。”当夜山城茶馆里已在传：军统捏了中统的咽喉。徐恩增回到宿舍，灯下握笔半晌，最终写下的只是一纸请蒋严惩奸细的公文——公文里没有一个名字，因为他拿不到名字。

越来越明显的差距，让权力天平倾斜。军统经费逐年递增，中统预算却被财政部层层压缩；军统干部可直接进作战会议，中统人员连旁听资格都需批准。到1944年初，中统干员普遍抱怨“出门连公章都盖不动”，暗潮翻涌却无计可施。

也是这一年，军统盯上“黄金走私案”。表面看，案件主犯是山西商人，实际与徐恩增的内线资金流有关。军统特工添油加醋补全证据链，送至桂园。蒋介石雷霆震怒，一口气划掉中统当年三分之一经费。徐恩增被迫在行政院会议上鞠躬道歉。自此，中统再无翻身机会。

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8月，陪都欢庆，日本投降的爆竹声掩不住另一桩人事变动：徐恩增辞去中央统计调查局长职务，移居香港养病；军统则一口吞下大后方情报系统，人员编制翻倍。外界普遍认为这是戴笠的巅峰时刻。然而同年冬，他以军机处副处长名义上呈的《治安整肃方案》让蒋介石开始警觉：“不能让军统成第二支军队。”戴笠的好日子也少了倒计时。

往后一年，戴笠在岑溪坠机身亡，军统因主心骨骤失而急速下坠。中统虽尝试补位，却依旧难改“纸上机构”名声。事实证明，在权力链条中，一旦成败只系某个人格局，对整个组织都是巨大风险。

徐恩增当年那句“手段我学不来”并非自谦。局限于学养与性情，他不愿、也不敢走戴笠那条靠血腥铺就的捷径。组织基因、战时需求、领袖偏好，这三股合力让军统压过中统，结局早已在1932年的那纸“复兴社特务处成立令”里写好。时代重心一旦转到前线枪口之处，办公室里的规章就只能让位。没打算沾血的人，终究留在了文件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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