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少将遭处决，临刑前毫无惧色嘱咐到：兄弟，打准一点

1949年4月23日拂晓前，南京雨丝如线。两行黑影押解着一名少将走向雨花台西侧的荒地，脚下泥泞，枪栓在夜色中撞击出清脆的金属声。这位少将叫周镐，他轻轻转头，对身后曾在军统并肩多年的行刑军官低声说了一句：“兄弟，打准一点。”八个字，声音不高，却压过了风雨。

倒推近四十年，他出生于1910年湖北鄂南一户佃农人家。村里老人常讲，这孩子眼神亮得像油灯。十四岁考进武汉中学，不到两年又闯进桂系在汉口办的军官学校，成绩总是排前几名。1930年前后，蒋介石对学生管束骤严，政治测验那天，他公然批评蒋“弃北伐、反共” 。这番话被记了一笔“思想危险”，很快就被开除。

被赶出校园后，他试过回乡务农，也做过临时教员，都撑不下去。1929年底，他带着两封介绍信去了上海虹口，投第十九路军。1932年松沪会战，他在八字桥阵地被炮火震昏，醒来时战友已经换防。他常说那是第一次离死那么近。

1933年，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对蒋介石公开叫板，很快失败。部队被裁撤，他在回沪途中被军统扣留。押解名单到站时，审讯长官竟是他旧相识。对方劝道：“别再给自己找麻烦，进军统，旧账都可抹去。”周镐权衡再三，留下了。

自此进入复杂的谍报世界。1935年至1941年，他在广州、香港、长沙多地奔走，虽挂着督察、谍报队长等头衔，本质依然是窃密者。七年连跳四级，升少将。知情者评价他“记忆惊人，半张地图便能还原一座城”。

1943年，他被秘密派往南京，任务是盯紧汪伪中枢，尤其是周佛海。周佛海对这位“军统没落贵族”出奇信任，给他挂上汪伪军事处科长的牌子外加一顶少将军帽。借此身份，周镐摸清了长江沿线的物资通道，还悄悄把其中两条航线交给了新四军使用。

也正是在南京，他与地下党员徐楚光成了“默契的陌生人”。两人有过一次深夜对话，徐问：“你真甘心给蒋氏卖命？”周沉默良久，只回一句：“先做事，再谈心。”彼此身份心照不宣，却互不拆穿。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命他“维持接收秩序，待中央军进城后归还权力”。周镐自认立功良机，直接收监汪伪要员，抢先接受日军降书，闹得东京方面连夜电令各部“谨慎配合”。结果反而触动蒋的忌惮，被以贪腐名义软禁。当年年底，南京高层开会，他成了缺席者。

1946年，戴笠空难身亡，军统内部人事重洗。几位旧友四处疏通，才把他捞出。此时国共矛盾已不可调和，他看清风向，悄然与中共联络，递交了入党誓词。从此身份彻底改变。

1947年，他承担了策反国民党第二十五师师长孙良成的任务。为防泄露，他亲自“护航”情报线，甚至在报告中替孙删改同地下党接触次数。妻子黄惠兰为了掩护行动，也在天津秘密入党。一次传递密码电报时，交通员叛变，夫妻身份浮出水面。周镐被捕后咬定“无此事”，黄惠兰散尽积蓄打通关节，两名陆军上将连夜具结担保，才保出性命。

出狱后，夫妻将儿女送回老家，周镐只身前往晋冀鲁豫解放区，请求再赴孙良成部队。进入驻地后才发现孙已动摇，他干脆协同副师长接管部队，准备集体北撤。不料刘汝明放出“愿议起义”的假口风，把他骗到保定，随后押解南京。

蒋介石得知周镐再度“通共”，当夜打了一个电话：“立即正法，不得拖延。”1949年4月22日深夜，特务带他出了老虎桥监狱。押送队伍里不少是旧部，没人敢与他对视。他嘴角含笑，却一句责难都没有。

雨花台枪声响过不到二十四小时，人民解放军突破江南防线；三天后，国民党政府弃城撤往广州。那块执行枪决的荒地后来被修成马路，确切位置再无人说得清。

1965年，民政部在湖北英烈名册上补录“周镐，革命烈士”，名字后面一栏备注：潜伏战线，功在民族独立。文件字数不多，却终结了他“失踪”的官方说法。

周镐一生三次转折：从学生军人成为军统少将，再由军统高层转向中共情报员。每一次抉择都冒着极高风险。不少研究者认为，他最终选择的根源在1932年的那场枪火——亲眼见到市民区被日机炸成废墟，对民族与国家的认知再难回头。

有意思的是，多位南京老警卫回忆，解放后搜查档案时，确实发现过写有“兄弟，打准一点”字迹的审讯记录，但究竟是不是周镐亲笔，尚无定论。无论真伪，这句话仍像子弹一样留在历史缝隙里，提醒后来人：有些人站在枪口下依旧选择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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