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声思考丨企业家偶像为何走向黄昏？

2025年以及后来的很多年，即使娃哈哈不复存在了，人们也依旧会记得“宗庆后”这三个字。人们不是因为曾经创立了庞大的企业组织而怀念他，而是因其成为了类似香港电视剧中“豪门恩怨”里的老爷子而想起他。

2024年2月25日，宗庆后去世，带着很多光环。一位企业家的故去，确切无疑是一件哀事，但互联网却给办成了“喜丧”。一年后，那些光环一一破碎，原本 “赢得生前身后名”，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瞬间全部崩塌。人们开启了群嘲模式，“布鞋首富”成为了嘲讽。

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宗先生，是在2017年年底。寒暄之后，他全程一脸淡漠，偶尔微笑，也并不十分好看。那时候娃哈哈增速开始减速，来自“农夫山泉”的压力让宗先生不得不继续负重前行，然后，突然歇了脚。身后人管不了生前事，了犹未了，终归是一了百了。

放眼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能在个人声望上善始善终的企业家并不多见。中国很多企业家都有着类似的“人设崩塌”经历。“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中，许家印涉嫌违法犯罪，柳传志从“教父”成为“公敌”，曹德旺被指责“不涨工资”，李彦宏和雷军则一如既往活在毁誉交加当中……

还有一些名字，曾经如雷贯耳，许下的承诺曾掷地有声、响彻中国，竟未出现在这份名单中。那时候，他们已经“半塌”了。

造神者与弑神者

人人都需要一个偶像，每个人心中都曾有过一个英雄，这即是卡莱尔所谓的“英雄崇拜”。没有武功的年代，人们找不到战争英雄，只能崇拜各路明星，内心老实地敬慕财富英雄。

在距今算不上遥远的那个视企业家为偶像的年代里，“偶像”是神秘而伟岸的，是我们前行的引领者，创业路上的一盏灯，赢在中国的指示牌。

我们转头审视当下，却惊觉“偶像”正在批量走向黄昏，仿似一辆正在行驶的大巴，从驾驶员到乘客，车上坐满了酒鬼。灯不亮了，指示牌模糊了，引领者将自己引到了“少有人走的路”，就如西贝的贾国龙一般，曾经是被整个行业仰视的神祇，罗永浩的菜单下拉，他又变成了一个被拉下神坛的“神棍”。

当“偶像”不再光鲜，开始走向黄昏，我们难免疑惧：是“偶像”变坏了，还是我们变老了？

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可能是个例外。这位被民营企业家称为“老大哥”、被誉为“常青树”的老人，生荣死哀，棺椁覆盖党旗而去。多年过去，他的形象依旧是“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鲁冠球1969年开始创业，1972年起写下7份入党申请书，直到1984年4月19日才被批准。他后来说：“4月19日这一天，我比自己的生日都记得牢。”

成为“党员”，首先是鲁冠球的信仰，其次意味着他获得了组织的信任，他的创业者身份得到认可和保障。

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创业之初，面临着最为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的前几年，整个中国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个体经济虽然出现了，但直到1984年11月9日，光彩事业有限公司成立，私营经济才算是正式登场。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也因此被称为“84派”企业家。

“84派”企业家的创业环境不允许他们出现道德危机。这批企业家大多是农民或城市边缘人物出身，他们所创建或接手的企业，起初大都是社队企业（人民公社及生产大队经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或集体企业，属于公有制企业，企业领导人需要经上级部门任命。在资源稀缺的年代，一个人如果道德上有瑕疵，就很难走下去，更难以成为“企业家”。要想获得认可，赢得信任，成为党员，是最好的途径。

改革深化之后，经过了企业改制、市场挣扎，“84派”企业家终于崛起。创业成为主流趋势，“下海”成为一时风潮。一代代企业家随之各自弄潮，现在整体上已经有了“84派”、“92派”、“99派”、“15派”，2025年也极有可能成为一个代际年份。

历史造就了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近乎完美的人设。他们离不开这样的人设，而公众也需要他们拥有这样的人设。在他们最为活跃的二十年中，传统媒体塑造了他们，报纸、期刊、电视、广播、图书、行业协会，将他们企业家的一面半遮半掩地呈现在公众面前，而作为“人”的一面，则被彻底掩盖了，甚至连枕边人都不熟悉他们。

当移动互联网打破了信息鸿沟，社交媒体提供了足够的互动空间，人们开始了自由评价，传言、留言、谣言开始充斥我们的生活，“仇富”情绪和对富豪们通过强力和不义攫取利益的不满，使互联网上对企业家的评价时常陷入对立，一个人或者是神，或者是魔，却很难成为“人”。

很多人被情绪驱动，开始对一位位企业家贴标签、谩骂、控诉、指斥。这种被集体无意识裹挟的人，尼采称之为“群氓”，勒庞称之为“乌合之众”。

尼采说：“疯狂对个体而言是例外，对群体而言是常态。”

勒庞在《乌合之众》自序中说：“就群体大多数行为而言，群体显露出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低劣心理；而在另外一些行为中，他们似乎受着种种神秘力量的支配，古人称之为命运、自然或天意，我们称之为灵魂之声。虽然我们无视它的本质，却不能忽视它的威力。”

它巨大的威力就是，昨天可以塑造出心目中完美的偶像，今天可以立即将偶像拉下神坛，斥之为最肮脏不堪的臭屎橛。造神者与弑神者，只是活在不同时空中的同一群人。

在西方商业史中，企业家几乎总是毁誉参半，并且在这种毁誉里受人尊敬。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万富翁，哲学家罗素对他的评价是：“在现代世界的创造者当中，有两位堪称最为杰出的人：洛克菲勒和俾斯麦。他俩一个在经济学上，一个在政治学上驳斥了自由主义的梦想。”（《自由与组织的对立》）

与此同时，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却称洛克菲勒“机敏狡诈而又勤俭成性，表面上道貌岸然、乐善好施，实际上乃是吾国有史以来最大之奸商”。

所有的商业史都是被强力和不义裹挟着前行的，人们承认它们的存在，也尊重取得成功的人物。美国商业史中，爱迪生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也是一位品行卑劣的企业家；J·P·摩根是一位伟大的银行家，也是一个市场操纵者；塞缪尔·斯莱特是“美国工业革命之父”，也是一位商业间谍，英国的“叛国者”。

一将功成万骨枯，放诸商业史，也是如此。美国工商业崛起的核心领域，石油、钢铁、铁路、金融，无一不是建立在累累尸骨之上。

企业家和“一般人儿”

人们之所以痛恨这些资本家，是因为他们在强力与不义中攫取了巨额利益；也正因此，人们也同样尊敬那些最终获得成功的人，并且称之为企业家——因为他们拥有相同的外部环境，信奉相同的理念，遵循相同的游戏规则。他们鄙夷的是一个人，尊重的是一位企业家，尊重的是冒险和创新。

媒体会进行恰当分类，严肃报刊提供企业家的价值、得失，褒奖或批评都基于他们所影响和衍生的权力；“小报”负责提供“花边新闻”，聚焦于名人丑闻及谋杀案件，有时也会造谣，其中的代表是《纽约每日新闻》、《每日镜报》和《每日写真报》。社会精英和底层民众各取所需，互不影响，彼此接纳，共同塑造一个个半神半魔的偶像形象。

这样的偶像形象是均衡的，是“人”的形象，是“英雄”形象。他是活生生的，不神秘，也不高大伟岸，却受人尊敬。这种“英雄”崇拜其实贯穿于人类历史当中，人们仰慕那些充满缺憾的英雄，远甚于无所不能的鬼神。

在今天，即使马斯克被披露出私生活糜烂、道德充满瑕疵，作为企业家的他依旧被普通民众尊敬。《硅谷海盗》中巧取豪夺的乔布斯与比尔·盖茨，现在也依旧是美国人心中的财富英雄。人们不是尊敬那些充满人性弱点的“烂仔”，而是尊敬富于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特斯拉、苹果和微软们创始人。

也许在今天，中国人需要重新形成类似于1983年的共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接见集体企业和个体劳动者代表大会上说出的共识——“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陈腐观念妨碍我们前进。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我认为社会上有一群从事个体劳动的同志们，他们扔掉铁饭碗，自食其力，为国分忧，他们是光彩的。”

四十多年后的今日，这个共识依旧适用。光彩并不要求道德完美，只要“自食其力，为国分忧”就光彩。

“自食其力，为国分忧”这八个字并不简单，是对中国民营经济的考验。“自食其力”就是要摆脱依赖，自己到市场上去拼杀、去抢饭吃。鲁冠球、李东生、张瑞敏、柳传志、南存辉、任正非、宗庆后……“84派”企业家，都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依靠商业直觉、胆略和狠劲儿，置诸死地而后生，从无到有，从0到1，创造了企业、产品、品牌，创造了管理体系、管理理论。他们是中国工商业值得敬重的开拓者。

当我们讨论企业家偶像走向黄昏的时候，我们应该讨论的是企业家的创造力、企业家精神和见识是否走向了黄昏。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大都已经“人约黄昏后”了，还健在的每一个人，都是中国商业史活着的宝物。他们的经历、经验和顽强而充满创造力的企业家精神，是我们这个国家值得珍贵的财富。

一阵晚风吹过，也许不慎吹掉了他们身边的帷幕，露出了他们甚或不堪的“人”的一面——如果违法犯罪了，自然有法律吹拂他们，一阵秋风扫落叶；如果只是活成了柳传志说的“一般人儿”，那就让他们安静地活成“一般人儿”，多好啊。

偶像走向黄昏，对于我们的现时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企业家们可以意识到，自己不必成为网红，也不必刻意塑造一种超越平均道德水准之上的高大形象，除非他们愿意承担反噬。“求仁得仁又何怨，老死何妨死路边。”

我们不要二元对立，我们要一分为二。

企业家只需要扮演好两种角色——作为企业家的人和作为人的人。当他做成了正常的企业家，活成正常人的时候，他便摆脱了偶像的桎梏，重新活成了“一般人儿”。企业家要成为社会的创造者，创造产品、服务、就业、利税和价值，而“一般人”过的只有日子，没有晨钟暮鼓，更谈不上偶像黄昏了。

尼采说，成为你自己。

尼采还说，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