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亲侄儿周荣庆，一家人扎根河南鲜为人知，妻子住筒子楼多年

1958年春节前夕，九里山钢铁厂灯火通明，炉膛里翻滚的铁水映得车间如白昼。周荣庆顶着寒风推开厂门，他的工装满是铁屑，袖口也被火星烧出焦痕。就在半年前，他还是北京志愿军医院的宣传文化干事；响应“干部下基层”的号召，他放下钢笔，披上工服，跟随母亲王兰芳来到河南。出发时，伯父周恩来只说了一句：“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这句话，周荣庆记了一辈子。

焦作是座被煤灰覆盖的小城，天刚蒙蒙亮，巷子里已能听到自行车铃声。王兰芳患有气喘，随儿子住进单身宿舍旁间，潮湿又逼仄。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她自带药材，从不向厂医开口。车间工友不知道这位瘦小老太太曾受周恩来的贴身照顾，更听不到她夜里咳嗽时的闷声忍耐。

日子在机器轰鸣中往前推。1959年4月的一天，车间里来了位扎着麻花辫的女工晋菊清，乡音浓重，脚步干脆。她被分到铆焊组，同周荣庆一起加班。没人知道两人几句家常后暗生情愫。不久，有好事者悄悄告诉晋菊清：“老周可是总理侄子！”她当场愣住，转身便质问周荣庆。周荣庆无奈，放下浆糊桶解释：“我只是一名工人。”对话声不大，却像铁锤敲在晋菊清心头。深夜，她仍难释怀，王兰芳开口劝道：“孩子，他伯父是国家的总理，可咱家得靠自己挣口饭。”那晚，晋菊清默默点头。

1959年5月10日，新人用厂里废旧钢板焊了个“囍”字挂在宿舍门口。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却让周恩来在北京西花厅连声称赞“劳动之家光荣”。邓颖超随信寄来一床烙花毛巾被、一对鸳鸯枕头和一条羊毛毯，算是最高规格的祝福。

进入六十年代，焦作经历缺粮的艰难岁月。晋菊清挺着大肚子照常进厂，午休时啃一个黑窝头，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能干活就不算苦”。1960年春，她生下长子，周荣庆想起伯父赴印访问，顺手取名“中印”。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笑着批评：“名字和我扯得太近，可不好。”邓颖超随即改名“志勇”，文件一封封寄到焦作，连独生子女证都是新名字。

1968年，王兰芳思念七伯七妈。周荣庆放不下厂里的高炉班，只能让妻子带三个孩子护送老太太进京。车站里没买到座位票，一家六口站了一夜。到中南海已是次日近午，邓颖超握着晋菊清的手，先用河南话寒暄：“老乡别怕，屋里当自己家。”说话间，她把鞋子脱下让晋菊清试穿，暗地量了尺码，转身吩咐勤务员做双布鞋。

中午饭桌旁，周恩来边给孩子夹菜边叮嘱：“回去以后，多替你婆婆分担。”又转向王兰芳：“老嫂子，这闺女勤恳靠谱，你放心。”四十分钟后，周恩来被急件叫走，只留下热气腾腾的砂锅面。简短的相聚，让晋菊清直呼：“总理不摆架子，像自家长辈。”返程前，邓颖超送给她一只上海牌手表、一包裁好的衣服布料。若干年后，那块手表依旧走得准时。

时间推到1976年1月8日夜，邮递员敲开周家门，把邓颖超的电报递给周荣庆。灯泡昏黄，字迹清晰：“总理逝世，在外地的亲属留在岗位。”晋菊清嚎啕挥手要赶往北京，周荣庆含泪拦住：“七伯最后的话，不能不听。”家里临时设起灵桌，三柱清香，白绫在壁角轻摆，孩子跪在地上，哭声被风带出窗外。

王兰芳于1975年十一月初七病逝；十五年后，邓颖超重病，晋菊清独自北上探望。邓颖超昏迷中拉着她的手，声音微弱却清楚：“要坚强。”1992年1月15日，周荣庆因病去世。临终前，他低声叹息：“没陪你去看七妈，是最大遗憾。”

九十年代初，晋菊清分到群英机械厂筒子楼。房间不到二十平，厨房用石棉瓦隔出一方，洗手间在楼下公共区域。即便如此，她常说：“住得下，心就踏实。”2011年，焦作廉租房摇号，她搬进46平方米的新居，自来水、独立卫生间，租金每月不过几十元。老人端着热茶站在窗口，看着楼下孩子们嬉闹，轻轻嘀咕：“这辈子，值了。”

周志勇1976年插队，1978年参军，退伍后进宾馆当服务员，后调入城管支队，大街小巷步行巡查。他习惯把执法帽压得很低，不愿让人联想到“周总理亲属”四个字。“干活就要干到位，不求额外名声。”这是他给年轻队员反复念叨的训词。

如今，周家兄妹生活平实。周小莉夫妇摆摊卖早餐，油条酥脆，豆浆浓稠；周志军开着旧货车四处送建材，手机来电铃声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曲。有人劝他们利用“关系”换个好去处，他们笑而不答。对这家人而言，最大的光环早被封存进那件蓝色大衣——邓颖超生前穿过、袖口略显磨损，却被晋菊清精心折叠锁在柜中。

焦作的冬夜依旧寒冷，街头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风吹过筒子楼旧址，只剩些斑驳红砖提醒人们，那儿曾住过一位总理侄子；而那位侄子的家人，仍用最普通的脚步，在黄土大道上走出自己的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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