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人在延安参加抗日战争，住朱德隔壁窑洞，毛主席为他贺寿

1962年3月，新华社电波飞向东京，祝贺一位70岁老人。电文末尾，署名“毛泽东”。当时的日本媒体先是一愣：谁能让新中国最高领导人亲自写生日贺词？答案只有三个字——野坂参三。

很多中国读者更熟悉他的化名“林哲”。在延安，他的窑洞与朱德只隔一堵黄土墙；在日本，他却被军方列入“永不赦免”名单。一个人怎样走到截然相反的两端？故事要回到1940年年初。

那年1月，莫斯科风雪密布。周恩来整好绷带准备启程回国，国际共运圈子里流传着一句话：“去中国，才有打败法西斯的新路子。”野坂参三听进耳朵。当周恩来问他是否同行，他只回了一句：“走。”短短一个音节，16年囚禁与流亡的轨迹就此转折。

3月底，一支六人小队爬过天山，钻出封锁线，夜色里远远便是宝塔山的灯火。抵达王家坪时，野坂已经换上灰色军装，中山装扣子系得笔直。周恩来指着一排窑洞笑说：“隔壁就是老总朱德，你住这里。”朱德探头：“老林，早啊！”简单一句寒暄，陌生感顿时瓦解。

语言、情报双重短板，一直困扰八路军。野坂一上手，报刊译介、政局评估、军心分析全都成体系。每天凌晨四点，他点亮煤油灯，厚厚一摞《朝日》《读卖》摊开；关键段落用红笔划线，再配以评论。研究室里年轻学员经常惊叹：“怎么感觉敌人的文件比咱自己的材料还全。”

光靠纸面还不够。野坂拉上几位在华日人，筹办《士兵之友》月刊，开设日语无线电。更绝的是“电话夜聊”。宣传员拨通前线岗楼，对着话筒说：“樱花快开了，你家乡的河水还清吗？”一个个被武士道硬壳包裹的日本兵，听到乡音往往沉默良久，然后悄悄回一句：“是啊，想家。”

俘虏工作比宣传更难。日本士兵信奉“生俘即耻”，常常撞墙自尽。野坂提出办学——日本工农学校。毛泽东点头：“试试。”1941年5月，土墙教室里传来日语朗读《资本论》的声音。课堂不设岗哨，不许体罚；午饭有白面馒头，偶尔加个煮鸡蛋。待遇高到边区老百姓都纳闷：为啥优待俘虏？一句话——“动摇敌军，比多打一枪更要紧。”

数据最能说明成效。1940年，主动投降日军只占俘虏总数7%；到1944年，这个比例跳到80%。朱德评价说：“这支杠杆撬动了敌人的心。”

1945年9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野坂从延安出发，经东北、海参崴，辗转返国。上船那天，边区晚风很冷，周恩来握着他的手没多说，只叮嘱一句：“别忘了在这儿的日子。”野坂点头，眼眶耀着灯火。

回国后，日本共产党濒临瓦解，社会依旧一片废墟。野坂带去的是延安经验：服务民众、反对军国、重建工会。他在集会上直言：“政党若脱离老百姓，只能被历史淘汰。”这一嗓子，震得美军占领当局也侧目。

野坂参三最终走完了长长的人生曲线。有人说他是叛国者，也有人视他为和平桥梁。无论褒贬，延安窑洞里那盏凌晨四点的煤油灯，没有人能否认它对抗战所起的作用。毛主席那封贺电，恰是对这盏灯最朴素的肯定。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