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高管被裁，曾月入2万后改行送外卖，为何女骑手越来越多

高管失业改送外卖，女骑手两年暴增35%。

这不是“灵活就业”的浪漫故事，而是一场被经济下行逼出来的生存突围。

大家好，小汉今天和大家聊聊“女骑手”的故事。

2020年前后，一则虎扑热帖引发广泛讨论：

“一年前我月薪两万被人叫X总，如今在美团送外卖。”

发帖人曾是企业高管，拿过省级荣誉，前途一片光明，却因公司突然倒闭被迫转行。

类似的故事，在过去几年并不鲜见。疫情、裁员潮、行业洗牌……

无数原本体面的职场人，一夜之间跌入零工经济的大潮。

有人送外卖，有人开网约车，有人摆地摊，不是因为不想体面，而是生活等不起。

令人意外的是，这股“向下流动”的趋势中，女性的身影正迅速增多。

根据美团研究院数据，2022年女骑手为51.7万人，到2024年已增至70.1万。

滴滴平台上的女司机数量也在同期从60万飙升至105万以上。

这些数字背后，不是简单的“就业选择”。

是一场由经济压力、家庭责任与平台规则共同推动的结构性迁移。

为什么曾经被视为“男性专属”的体力活，如今成了越来越多中年女性的现实出路？

她们真的是主动拥抱自由灵活，还是被现实一步步“挤”进了电动车座？

不是想送，是别无选择

很多人以为，女性加入外卖或网约车行业，是因为“时间自由”“多劳多得”。

这话没错，但只说对了一半。

真正让她们迈出这一步的，往往是失业、负债、育儿压力和传统服务业的崩塌。

以杭州的黄晓琴为例。

她曾在2013年和丈夫创业开文印店，投入80多万元。

结果遭遇电子标书普及、地铁施工围挡、疫情冲击三重打击，最终设备当废品卖了2000元。

债务却背了多年。

2020年，34岁的她开始跑外卖，五年来一边还债一边养两个孩子。

她的团队里，超过80%的骑手家庭都背着债。

类似情况在全国普遍存在。

社科院研究显示，受访女骑手中85%已婚，96.6%已育，72.8%需抚养未成年子女。

她们大多来自餐饮、零售、家政等传统服务业，这些行业恰恰是近年受冲击最严重的领域。

消费降级、门店倒闭、岗位缩减，让大量中年女性被“挤出”原有岗位。

她们的年龄、学历和技能，又难以进入新兴的数字经济核心岗位。

只能转向门槛更低、无需面试、当天注册当天上岗的零工平台。

更关键的是，这些女性往往承担着家庭主要的经济压力。

丈夫收入不稳定、老人需要赡养、孩子教育支出刚性，房贷车贷不能停。

当一份月薪三四千、每天站12小时的超市收银员工作都因“超龄”被拒时。

送外卖反而成了“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至少收入透明，多跑一单就多赚一笔，还能在平峰期接送孩子、做饭、照顾老人。

这不是理想主义的选择，而是现实主义的妥协。

系统偏爱男性，女性只能更拼

尽管平台宣称“派单无性别”，但算法和规则的设计，天然更有利于男性劳动者。

数据显示，女骑手接的订单中，44.38%单价低于5元，而男骑手这一比例仅为24.29%。

单价10元以上的优质单，男骑手占比30%，女骑手只有20%。

原因很简单：

系统优先将远距离、高楼层、重货等“难单”分配给响应快、拒单少、历史评分高的骑手。

这恰恰是男性更容易满足的条件。

体力差异直接影响接单效率。

普通男骑手日均接单30-50单，女骑手上限通常在30单左右。

若想达到同等收入，女性必须延长工作时间。

有研究指出，女性“单王”平均每天工作11小时，比男性多1-2小时。

而在生理期、哺乳期或身体不适时，她们要么咬牙坚持，要么面临收入断崖。

再者，安全顾虑限制了女性的工作时间。

深夜、偏远地区、无照明路段，很多女骑手会选择拒单。

但这会拉低服务分，进而影响后续派单权重。

一位三亚女骑手曾描述，台风夜独自送单到郊区村庄，“感觉要被黑色吞没”。

返程时只能跟着一辆泥罐车壮胆。这种心理负担，男性骑手很少需要面对。

就连看似中立的“灵活自由”，也暗藏性别陷阱。

平台鼓励司机在早晚高峰、雨雪天多出车，因为此时有补贴。

但对女性而言，早高峰正是送孩子上学的时间，晚高峰又要回家做饭。

若强行兼顾，只能牺牲休息或家务时间。

系统不会因此给予额外宽容，你的“出行分”只会因上线时长不足而下降。

换句话说，平台构建的“理想劳动者”模型。

是一个无家庭牵绊、可全天候待命、能扛重物爬高楼、不怕黑不怕累的“标准男性”。

女性若想在这个系统里生存，要么拼命追赶男性节奏，要么接受更低的收入和更边缘的订单。

她们不是在“体验生活”，是在扛起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舆论对女骑手的关注，常常陷入两种极端：

要么是悲情叙事，强调“苦难母亲”。

要么是浪漫化想象，把送外卖包装成“逃离写字楼的自由之旅”。

社交媒体上确实有年轻女性拍短视频记录送外卖日常。

GoPro镜头下，她们问路、爬楼、和保安周旋，甚至顺路逛Zara、买刮刮乐，看起来像一场都市冒险。

但这类内容本质上是自媒体创作，其目标并非谋生，而是流量变现。

真正的女骑手，绝大多数没有这样的余裕。

现实中，她们的生活高度重复且紧张。

一位北京女骑手每天8点上线，跑午高峰到下午2点回家照顾孩子，5点再出车跑晚高峰。

月入6000-7000元。

南京的陈琳原是军事杂志编辑，单位改制后失业，疫情期间找不到工作，只能开网约车过渡。

至今已三年。

还有51岁的邹小容，为给患尿毒症的儿子筹医药费，四年来全年无休送外卖。

这些女性很少谈论“职业尊严”或“自我实现”，她们关心的是：

今天能不能跑够40单？孩子学费攒够了吗？这个月全勤奖会不会被扣？生理期能不能撑过去？

有趣的是，尽管身处劣势，许多女骑手反而发展出独特的生存策略。

一种是“去性别化”，用更强的体力、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接单量证明自己不输男性。

另一种是“情感劳动”，利用性别弱势换取理解与便利。

比如对保安说“我是找朋友的”，对顾客说“不好意思我是新手”，往往能避免冲突。

有女骑手坦言：“一听是女声，很多人态度会软下来。”

更值得玩味的是，女性在管理岗位上的表现突出。

美团数据显示，全国站点管理岗中女性占比超30%。

她们更擅长沟通、协调、安抚新人，像“妈妈”一样维系团队运转。

这说明，平台经济虽然在一线操作层偏向男性体力优势。

但在组织协调层面，女性的共情力与耐心反而成为稀缺资源。

经济下行周期中，送外卖早已不是“最后的退路”，而成了千万普通人的“现实锚点”。

高管、白领、小店主、全职妈妈……不同背景的人在此交汇，共同构成了零工经济的底层图景。

女骑手数量激增，并非因为这份工作有多好，是因为其他路变得更窄。

传统服务业萎缩，制造业招工年龄卡在35岁以下。

办公室岗位要求越来越高，家庭责任又无法卸下。

在多重挤压之下，电动车和手机APP成了她们唯一能抓住的工具。

平台经济给了她们一个入口，却未提供真正的保障。

没有社保、没有工伤赔偿、收入随算法波动、评分决定命运。

她们在“灵活”的名义下，承担着最大的不确定性。

但即便如此，她们仍在奔跑。

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为了明天还能给孩子买一桶奶粉，给家里交上水电费。

或者离那笔债务再近一点。

这个时代或许无法许诺每个人体面，但至少不该嘲笑那些弯下腰、低下头、依然努力活着的人。

毕竟，谁也不知道，下一个需要靠送外卖渡过难关的，会不会就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