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迁坟，74岁老母扑在墓碑上痛哭：这是咱娘俩最后一次说话了

1966年2月26日清晨，兰考城外的北堤沙丘还在薄雾中打着旋，焦裕禄的灵车却已经缓缓驶入县城。车头挂着素白花圈，车尾拖着长长的黑纱，沿路聚满了乡亲，呼号、啜泣此起彼伏。人们分不清面上的泪水是寒风激起还是心底涌出的悲痛，三里的土路被簇拥了两个多小时，这才让灵柩抵达预先开的墓穴。随着棺木被放下，一声尖厉的哭喊划破空气——那是焦裕禄74岁的老母李星英，她终于没能再压住情感，扑倒在墓碑前哽咽：“禄子啊，这是咱娘俩最后一次说话了！”

焦裕禄在世时，总爱把母亲挂在嘴边。他说老娘有两句话最常提，一句是“好男儿要有担当”，另一句是“啥时候都不能塌了脊梁骨”。这两句土得掉渣的方言，支撑他从一个贫苦农家子弟一路走进党政岗位，也支撑他在兰考同“三害”死磕到底。可今天，母亲瘦小的身子伏在墓碑上，脊梁却几乎要断成两截。百姓敬称她“焦妈妈”，可在这一刻，她只是失去独子的老人。

回想四十多年前，1922年腊月，北崮山村雪厚到没过脚面，焦裕禄诞生在一间石头垒成的小屋。爷爷给孙子起名“裕禄”，满心盼他富裕有禄，现实却马上给了沉重一击——军阀混战、苛捐杂税、日军扫荡，哪一样不是压在人头上的巨石？父亲焦成印为躲债卖力气，母亲李星英裹着三寸金莲，挎着柴刀、挑着油桶上山下地，一声不吭地扛住一家老少。

孩子八岁那年，母亲把攒下的谷子卖了，换来几方墨、几本蒙学读物，让他进了私塾。她识不得几个字，却深知“识字才能走出穷沟沟”。焦裕禄白日读书，晚归劈柴，换钱贴补学费。母亲常摸着儿子磨破皮的肩膀说，“辛苦点没啥，只要心里亮堂”。苦读四年后，他又被送进南崮山小学，学堂要横跨一条山涧，冬水刺骨，夏雨湍急，小小少年抱书过河从未迟到。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份韧劲会成为他后来治沙治水的底子。

1936年夏，日军占进博山。油坊生意一夜垮塌，焦裕禄刚满十四，学业戛然而止，甚至被抓进县城监牢。母亲拄着破伞，隔一天就走七十华里山路探监，卖地卖房仍凑不齐赎金。她没哭，只在牢门口悄声对儿子说：“记住，星星亮的人才能挺直腰。”那句话，阴冷牢房里回荡多年。

战火逼人，债务上身，父亲焦成印终于在绝望中悬梁。爷爷悲极成疾，瘫在炕头，十六岁的焦裕禄扛起所有重担。母亲咬牙把家里仅剩的牲口换成菜籽油、锅饼，拉着儿子赶集维生。饥饿、寒风、欠账的催逼没把这对母子压垮，却把他们推向了另一条路——投身革命。

1945年宿迁解放，焦裕禄第一次听到“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的说法。当秋收还残留麦香，他报名民兵；翌年春花未谢，党支部把发展对象名单贴在祠堂墙上，第一个名字就是他。组织南下抽调干部时，上级怕他“上有老下有小”放不下，母亲只说四个字：“想去就去。”临别夜，娘俩在油灯下吃完一碗糠面团，母亲轻轻拍了拍儿子的肩：“不闯出个名堂别回来见我。”这一句再平常不过的催促，却把焦裕禄一步步推向尉氏、推向洛阳、最终推向兰考。

尉氏大营区临危受命，他走村串巷摸底情，乡亲们叫出“焦区长”；洛阳矿山机器厂一片庄稼地，他带着三十几号人埋头三年拔出车间，工友们喊起“焦工长”。每日白天车间跑现场，夜里手握俄文图纸学单词，他嗓子沙哑却总说“时间不够用”。1958年国庆节点硬、设备硬伤更多，他把苏打片当糖嚼，把筷子顶在胃部硬扛五十天，让2.5米双筒卷扬机轰然转动。人们夸他“共和国重工业里程碑”，他却只在信里对母亲提一句：“娘，厂子能干出来，都靠大伙。”

肝病正是那时埋下。1962年春，他在郑州住院，正值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找人救兰考，“风沙、盐碱、内涝”三害把县里逼到绝境。张申直说“需要敢拼命的人”，焦裕禄一句“我去”没留退路，也瞒住了自己的病情。到兰考第一件事，他骑车奔灾民集中火车站，看见衣衫褴褛的乡亲背井离乡。当晚雪大风狠，他带干部顶风看完那群人，狠狠咬着牙说：“我们要是让他们走，就是耻辱。”一群灰头土脸的基层干部被这股子倔劲点燃，开始丈量沙丘、勘探风口、堵河疏涝。半年走遍黄河故道，查清48个风口、1600多个沙丘、62处淤塞点，一个县的治理蓝图在土屋里摊开。

治三害是一个庞杂工程，焦裕禄却用“蚂蚁啃骨”打法：干部和老农编入调查队，哪里风口最大就在哪里栽泡桐，哪里盐碱最重就哪里挖排碱沟，暴雨来临，自己第一个站进齐腰洪水测流速。母亲隔年照例从山东赶来，一只手拎着煎饼，一只手攥着千层底布鞋。车站上，她看到儿子脸色蜡黄、肚子消瘦到几乎贴在脊梁，愣是红了眼却没掉泪，只说：“娘给你捎了香椿，趁热吃。”

1964年春节，焦裕禄带妻儿回博山，风雪没挡住母子团圆。只有母亲听出他喘气间的虚弱，一碗热汤面换不回儿子的健康，她心里明白，却仍端着笑脸让他安心。回兰考后，焦裕禄病情急转直下，手握钢笔都会抖，3月不得不到外地透查。诊断书写着“肝癌晚期”，医生预估生命不过二十天。妻子徐俊雅在病房外忍泪，母亲接到电报踏夜而来，她推开门只说一句：“儿啊，没有治不好的病，等你好了娘再给你纳鞋。”话音没抖，可指尖发白。

5月14日凌晨，病房灯光暗黄，焦裕禄深吸一口气，对妻子留下一句嘱托：“孩子要养大，别给组织添麻烦。”随后陷入永眠，年仅42岁。组织决定将其安葬郑州黄河之畔。下葬那日，母亲面无泪痕，扶着儿媳说：“你哭，我不能哭；我哭，这个家就折了。”旁人劝慰，她只反问：“裕禄对得起毛主席吗？”得到肯定，老人点头，却没再开口。

两年后迁葬兰考，县城万人倾巷。棺木落穴的尘土声响起时，李星英强撑的脊梁终于再直不起来。仪式散场，她请孙子推架子车，悄悄回到墓前。西风卷着残阳，她趔趄几步扑在碑前，嘶哑呼喊：“禄子啊，娘老了，走不动了……”这一回，她任泪水与尘土糊满脸颊，没有人再拦，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最后倾诉，无需旁人聆听。

焦裕禄长眠故堤半个多世纪，兰考的泡桐已成林，盐碱地成了麦浪。人们纪念他时，总提到那句“干部要同群众坐一条板凳”。可若追溯那板凳的根基，大抵还要从北崮山村小脚老妇的庭院算起。李星英没读过政治理论，也不会高谈阔论，只是用一生示范两件事：挺直脊梁、守住担当。这份质朴力量，锻造了焦裕禄，也深深烙在兰考的泥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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