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建国后回老家，当地干部建大牌楼欢迎，将军斥责：能长谷子吗

1963年9月的一个午后，北盛公社的田里一片金黄。割稻子的社员忽然发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弯腰挥镰。“将军，这活交给我们吧！”有人喊。老人抬起头，爽朗回答：“手痒，割几把过过瘾。”他就是刚回到家乡的王震。

气氛原本轻松，很快却变得有些紧张——有人提起弟弟“美先生”那群鸭子啄了集体的稻谷。王震放下镰刀，环顾四周问：“鸭子赔了没有？”无人作声。片刻沉默后，礼堂里开了个小会，他一句“以后谁再喊美先生，罚谷一斗”，让全场轰然。随后二十多只鸭子被拉去供销社作价处理，事情就这样了结。粗看似戏谑，实则透出他对公私分明的倔强。

这样的倔强并非偶发。时间倒回到1959年早春，他在长沙办完公事，突然提出“想回浏阳看看”。接待处连夜筹划：三辆小轿车、一位省委领导、若干保卫人员。计划送到他手里，他只回了三句话：领导别陪、卫士免了、三辆车换一辆旅行车。接待处推说找不到合适的车，他却指着院里那辆运菜破车笑道：“买菜拉酱油都行，凭啥拉不了王震？”

车子驶进北盛，他索性让司机停在田边，徒步进村。走到地头，他抓一把泥土，小心包进手帕。近三十年未归，这土对他太珍贵。可是刚踏进村口，迎面却是一座用彩纸、杉杆扎起的巨型牌楼，“欢迎将军回故乡”七个大字在风里晃动。王震脸色立刻阴了下来，开口第一句：“这玩意儿能长谷子？”一句话砸得县、公社干部面面相觑。“不能！”有人低声答。他再问：“能结南瓜吗？”仍是低低的“不能”。花架子当场被拆，木料直接送往敬老院，既省钱又管用。

理了“花架子”，他没回屋歇脚，而是钻进水田、茶山查看。那年秋后，他从广东、两湖调来水稻新种、改良红薯；第二年，又自掏腰包买了三千株果桑板栗苗。1961年再返故里时，满怀希望去看树苗，却发现多数枯死。远远传来他压不住的怒气：“这还了得！”训完人，他扛锄头走向杨梅岭，冒雨带着乡亲开荒。有人担心：“刀口还没好，歇歇吧？”秘书答得干脆：“下雨也得干，不挖今天就没时间。”傍晚收工，一桌萝卜白菜炖排骨，大家吃得心满意足。

日子一天天推移，荒岭慢慢变成板栗、茶树、桑林交错的花果山。王震寄来两千元公债券，又把全部积蓄和儿子的转业费塞进建设账本，还专门请两名蚕桑技术员常驻。干部私下算过一笔账：以当年物价折算，这笔钱足够他在北京买套像样的四合院，但他毫不犹豫都投进了山坡。

有意思的是，对弟弟王馀美，他既不徇私，也不刻薄。鸭子事件过后，兄弟俩夜里围炉细谈，说到父亲当年在反“围剿”中牺牲，弟弟泪如雨下。王震拍拍他的肩膀：“你替家里吃了苦，我知道。”一句体贴的话，让弟弟从此收敛锋芒，干活更卖力，也没人再喊他“美先生”，改叫“美佬子”，乡音里多了份亲切。

1981年11月，大病初愈的王震回到浏阳。他对迎接的干部说：“这趟是来收脚印的，说不定哪天就见不着这里了。”他拄着手杖一棵棵敲过去，看板栗，看蜜桔，再看新抽芽的茶树。满山生机，让老将军的眼神闪着光。四年后，他又回来一次，向乡亲们讲火葬好处，还说自己百年后要把骨灰撒在新疆——那片他曾挥洒青春的戈壁。

1993年3月12日，王震逝世，消息传到浏阳，男女老少自发来到王家大屋。有人抬来一口小鼓，轻轻擂着当年游击队的节奏，有人双手合十站在板栗树下默默低头。没有花哨的悼词，只有一句掷地有声的乡音：“他把每一分钱、每一把汗水都留在了土地上。”简短，却足够概括他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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