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申城的夜风格外刺骨。闵行区一排灰白色的老公房里,49岁的普查员蔡耀祖提着平板电脑,逐户确认住户信息。门牌号203室亮着微弱的灯,他按响门铃,几声犬吠后,69岁的钱惠英慢吞吞开了门。
寒暄几句后,蔡耀祖递上登记表,请她补签丈夫钟国祥的栏位。钱惠英指尖一颤,抬头看了看普查员,嘴里挤出一句:“签不了,他人不在家。”声音低得几乎要被风吹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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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规定,户籍在册却长期不住的老人需要注明现居地,蔡耀祖顺势追问:“钟先生现在敬老院还是医院?需要具体地址。”这一次,老人只吐出一句:“我也说不清,也许在五院吧,生死不明。”
避而不答,拒绝签字,态度突兀。蔡耀祖虽然见惯各式家庭,却第一次在一位七旬老人身上感到强烈的疏离感。他心里嘀咕:丈夫到底怎么了?
接下来的三天,钱惠英连续跑到居委会,要求普查员陪她去医院核实丈夫信息,否则坚决不配合普查。她闪烁不定的眼神和反复无常的态度,逼得居委会将情况上报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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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很快调取钟国祥的户籍资料。档案里,一份2015年8月的死亡医学证明赫然在列,而户籍依旧“在世”。更离奇的是,老人的养老金一分不少,五年累计27万元,全数被领走。
钟国祥到底何时离世?是谁冒领养老金?调查组先赶到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太平间内,一具编号“2015-08-17-07”的遗体早已标签模糊。院方记录显示:住院期间无人探视,去世当日亦无家属认领。医院曾以挂号信、电话多次通知配偶和女儿,均石沉大海。
此时的钱惠英被带到派出所。面对死亡证明,她轻描淡写地说:“没接到通知,我自己身体也不好,怎么顾得上他?”一句“怎么顾得上”令在场民警面面相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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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追溯到1978年。那年,20岁的上海姑娘钱惠英在工人文化宫跳舞,结识了来自江苏农村的钟国祥。男方老实能干,女方觉得可靠,顶着父母反对闪婚。婚后十余年,日子虽清苦,却也算和美。
1999年国企改革,钟国祥下岗,酗酒成性,阴郁寡言。夫妻争吵升级,但为了孩子,这段婚姻被勉强维系。2009年冬,钟国祥突发脑梗,被紧急送往医院,半身不遂。女儿先陪护了两月,随后请来护工王师傅,自己远赴外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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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工回忆,那几年老人卧床,靠喂饭、翻身、擦洗维持基本生存。王师傅多次拨打家属电话索要护理费均无人接听。护士们一边心疼,一边替老人垫付换洗用品。有意思的是,医务科同时发现,每月养老金却被人定时提走,且取款地点始终在钟国祥原住址附近。
2015年8月,钟国祥病情恶化,凌晨3点心跳停止。院方按照程序冷藏遗体,寄出死亡通知书。可惜地址只有户籍信息,实际住址已无人居住,信件被多次退回。医院一度申请司法援助,希望将遗体火化,无奈程序繁琐,只能拖到今天。
警方围绕养老金动向锁定钱惠英。提款监控显示,她每月15日按时出现在附近自动柜员机前,取完钱便匆匆离去。面对铁证,老人仍狡辩:“那是为他存着的,他回来总得用。”短短一句话,让讯问室的空气瞬间冷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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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认定,钱惠英涉嫌诈骗和遗弃。27万元被迫退赔,银行账户被冻结。考虑其年迈且主动退赃,量刑建议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刑责之外,她还需承担补办死亡登记、火化安葬等全部费用。
钟国祥的遗体在案发后第四十三天火化。殡仪馆里,除了居委干部和两名民警,再无家属。炉火升腾时,护工王师傅站在角落,悄悄抹了把眼泪:“老钟,其实你不是没人要,只是没人肯承担那份责任。”
不得不说,这起案件之所以被揭开,全靠人口普查这张“社会体检表”。登记簿上的空格,看似一行符号,却把一段残缺的婚姻、一桩被忽略的死亡、一宗长达五年的养老金诈骗抽丝剥茧地展露在阳光下。
警方事后统计,2020年上海共清理类似冒领养老金案件27起,涉案金额近千万元。每一个数字背后,或是亲情失联,或是道德塌陷。法律可以追责,行政可以监管,但那些本该互相扶持的家庭关系,一旦失守,补起来往往只剩冰冷的程序。
人到暮年,身体在衰败,情感却更需要托付。遗憾的是,钟国祥在世时未等来一句问候,离世后靠人口普查才得以“被记起”。案件偃旗息鼓,可那扇锈迹斑斑的203室铁门里,依旧传不出温情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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