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哪个名人，小时候以为是好人，长大了才发现是坏人？

小时候很多正面角色，长大了才知道其实是个反面人物，从古至今有哪些名人是这种类型的呢？

这要看你怎么去定义“好人”与“坏人”这个非常主观的评判标准。

就像好比法国思想家卢梭，他在其《忏悔录》里坦诚了自己做曾过的许许多多肮脏龌龊之事。包括偷盗、撒谎、诬陷、露Y、PC、勾引、抖M等等。并对这些行为背后思想动机的全面真实解剖，对自己的缺点不作任何保留。

但是，卢梭并不觉得是自己是个“坏人”。

我正在从事一项前无先例而且今后也不会有人仿效的事业。我要把一个人的本来面目真真实实地展示在我的同胞面前；我要展示的这个人，就是我。 不管最后审判的号角何时吹响，我都可以手捧这本书，走到最高审判者的面前，用响亮的声音对他说：“我在世上曾经做过些什么事，曾经思考过些什么问题，曾经怎样做人，全都记录在此。不论好事或坏事，我都同样坦率地陈述；既不隐瞒坏事，也不添加善行。

卢梭非常早熟，在8岁的时候受到了朗拜尔西埃小姐的“打屁股”的刑罚，已经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快感。

他说“我发现在受处罚的痛楚乃至耻辱之中还搀杂着另外一种快感，使得我不但不怎么害怕，反倒希望再尝几回她那纤手的责打......甚至在我到了结婚年龄以后，这种奇异的癖好，这种一贯顽强、并且快发展到堕落乃至疯狂地步的癖好......跪在一个泼辣情妇面前，服从她的命令，乞求她的原宥，对我说来就是极甜美的享受”。

在11岁，我们还在上初中的时候，卢梭已经开始脚踩两只船，既做了22岁德·菲尔松小姐的情人，同时又跟戈登小姐幽会。幼年丧母的经历让他一直喜欢大龄的成熟女性。

早年在都灵时，卢梭在黑夜里常在偏僻地区游荡，向偶遇的妇女展示自己的俏臀，“从中获取了无法形容的愚蠢的愉悦。”日后在某个乡间，他事先勘探了逃跑路径，再次向几个在“井边汲水的姑娘做出一些并非勾引而是荒唐的怪相”——他的意思是：“我让她们看到的不是我的淫秽的前部，而是我的屁股。”——这次他遭到追逐，若非口齿伶俐，身手迟钝的卢梭差点死在村民的砍刀之下。

13岁时卢梭被送到法院事务所学习做“承揽诉讼人”，结果被先生骂做“蠢驴”，因为懒惰和蠢笨，被赶出了事务所。之后开始当学徒，跟着师傅学习零件镂刻技艺，在学徒生涯里迅速堕落，开始学会撒谎、怠惰、偷窃，并且偷窃成瘾。

卢梭给自己的解释是：因为偷窃他经常挨打，而挨打是“抵消偷窃罪行的一种方式”，挨打以后“有了继续偷窃的权利了”，既然按小偷来给卢梭治罪，那就等于认可他做小偷。“偷东西与挨揍是相辅而行的事情，因而构成了一种交易，作为交易的一方，我只要履行我所承担的义务就行了”。

16岁时，由于不能忍受师傅的虐待，卢梭逃出自己的国家，开始流浪生活。然后，为了生存，背弃自己的宗教信仰。随后机缘巧合中，在德·古丰伯爵家中做了仆人，并且有幸受到了重视，有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在给贵族家当佣人时，卢梭本想偷一条漂亮的丝巾送个自己也爱慕的，同是身份也和他一样低贱仆人的小姑娘。但不幸的是，在藏丝巾时被抓个正着。为了摆脱被解雇和毒打的厄运，卢梭就利用他那惊人的语言天赋绘声绘色地指责这是那个小姑娘干的坏事。就这样，有口难言的小姑娘被主人叱骂了一顿之后被赶了出去。

卢梭给自己的解释是：“为如果罗克先生把我单独叫到一边，对我说：‘不要陷害这个可怜的姑娘，如果是你做错了的话，就老老实实告诉我吧。’我一定会立刻跪到他的脚下。但是，正当我需要鼓励的时候，人们却一味地恫吓我。再说，年龄问题也是应该注意的，我的童年刚刚结束，甚至可以说我还是个孩子。”

十九岁时，卢梭从德·古丰伯爵家中出走，开始和华伦夫人近二十年的相伴，她同时扮演了妈妈、姐姐以及情人的角色。“我对她的依恋成为了我唯一的欲望，然而这不是一种疯狂的欲望，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事实是，我的心灵和我的理智得到了加强。”

结识了巴克勒以后，短短的六周时间内，卢梭就抛弃了自己的保护人。对卢梭来说，“唾手可得的一点小小快乐对我比天堂的永久幸福的诱惑力还要大”。

华伦夫人曾经多次把他从穷途潦倒中解救出来，养育了卢梭整整一个青年时代。后来华伦夫人陷入困境向卢梭求助，卢梭那时已经发达了，却无动于衷，毫不理会。最后，这位卢梭曾经的大恩人，最后两年卧病在床，孑然一身，孤凄而死。

苔莱丝·勒瓦塞成为卢梭情妇时，年方23岁，身份是女仆，与卢梭的同居关系维持了33年。关于这位日后成为卢梭妻子的女人，卢梭表达过一些矛盾看法，他既会说“当我单身独处的时候，我的心灵是空虚的，需要有另外一颗心来充实它……我在戴莱丝身上找到了我所需要的替代者；由于她，我得到了情况所许的 最大的幸福……我跟苔莱丝生活在一起，就像同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生活在一起一样地惬意”，又以一种对任何女人都构成极大蔑视的态度写道：“我最初的用意还只是想给自己找一种消遣。后来我发现我找到的超过了愿望，我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伴侣……我从未对她感到一点点爱意……我用她满足肉体的需要，这纯粹是一种性关系，这种需要同她本人毫无关系。”

卢梭的“肉体需要”使勒瓦塞五次怀孕，每次都顺利生出了孩子，卢梭也每次都毫不含糊地把孩子送进了育婴堂。送走第一个孩子时，卢梭在襁褓里放了一张带暗记的卡片，便于日后重续亲缘。卢梭显然嫌这种办法不利落，徒增后患，所以，送走后来四个孩子时，他选择不留痕迹。

卢梭解释说：“我一想到要把孩子们托付给这样一个没有教育的家庭，结果会教得更坏，心里便发抖。育婴堂的教育，危险性要小得多”。

尽管卢梭声称自己是全人类的朋友，却不能成为个人的朋友，曾经的朋友们，如狄德罗、伏尔泰、大卫·休谟等，都为他吃尽苦头，最后都站在他的对立面。

卢梭是个卓绝的思想家，但是绝对不是“圣人”。法国人把他放进先贤祠是因为他的思想指导了大革命，而不是因为他道德高尚。

在《忏悔录》中，卢梭赐给自己一个完全面彻底的赦免，既然他鼓起勇气袒露了自己的内心，赦免便是受之无愧的。在他看来，他直言不讳和受尽苦楚本身就是一种补赎，洗涤了他的罪孽，他可以坦然地凝视那个迷途知返的人。

最后，他还向众人发出挑战，敢不敢袒露他们一生中荒唐的隐私。在他这一切都已具备，只待到内心去找回真正的幸福。这是他至高无上的论据，他至高无上的欢乐。每个人都怕跟隐藏最深的自我照面，而卢梭不是这样，他处在孤独的中心，远离人人都在寻欢作乐的世界，感到难以言喻的幸福。

托尔斯泰在中晚年时同样写过一本《忏悔录》，也是以自传形式讲述有关抑郁、哲学与信仰的想法，以及他的罪过，身为文人的罪过。

我曾真心实意地想当一个好人，但那时我太年轻，年少轻狂，又孤独一人。每当我寻找为善之道时，我孤立无援。每一次，当我表现出内心深处的愿望，也就是想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时，世人却用蔑视和讥笑对待我。但每当我沉迷于可憎的情欲时，却是一路的掌声和加油声。我过去的爱慕虚荣、争权夺利、贪财好色、自高自大、暴跳如雷、打击报复…所有这些行为又都得到了人们的吹捧。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我变得像一个世故的成年人，并且感觉到了他们对我的赞同。 抚养我长大的姑妈是一位非常善良且比任何人都纯洁的人，她老是希望我能和一个有夫之妇发生关系。她说：“最能造就一个男人的，莫过于跟体面的女人发生关系。”她还希望我成为一名副官，最好是皇帝的副官。她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幸福就是讨一个富人家的姑娘做老婆，由此获得更多的农奴。 回望这些年，伴随记忆的都是诚惶诚恐、极端厌恶和痛彻心扉。打仗时我杀了人，为了置对手于死地而挑起决斗。我通过赌博挥霍金钱，大口大口吞食农民的劳动成果，然后再处罚他们。我荒淫无度，谎话连篇，偷鸡摸狗，信口雌黄，无耻通奸，纵饮无度，凶残暴戾，戕害人命…没有一种罪行我没干过！人们却以此来夸奖我。

托尔斯泰戳破了启蒙理性主义或肤浅乐观主义关于人性本善或可被文明完全驯化的幻想。他洞察到“兽性”是人类存在不可分割的、顽固的基底。文明并非根除了兽性，而常常只是暂时压抑或巧妙地伪装了它。

对于自己终身从事的文学事业，托尔斯泰同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我开始写作，却出于卑劣的动机，因为我是为了获得金钱和奉承而写作的……作为一个思想者和诗人，我写作并且讲授一些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因为我的笔耕得到了巨大的报酬，过上了舒适、奢华和浪费的生活……我们什么也不能教导，只是制造了不计其数写满俄文的垃圾，我们的浮躁无以言表，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托尔斯泰的忏悔远比卢梭来得真诚，没有一丝的辩护，认为自己是“彻彻底底的罪人”。能在有生之年，有从至高而来的勇气，去面对真实的自我，是有福的。认识自我，认知至高，比世上一切工作都更难。

那么卢梭和托尔斯泰，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往往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而不是事物本身如何，决定着一切。

荣格用在其《红书》（此书的拉丁名字是“新书”，因为封皮是红色，所以又叫“红书”）里用“阴影”这个词来描述我们人格中的“阴暗面”——所有我们不愿承认的：负面特质、压抑的激情、未实现的愿望或痛苦的记忆。

荣格在书中也自认他体内住着暴君、骗子和刽子手，承认对患者产生过情欲、对他人有过学术嫉妒、甚至出现毁灭性幻想。

荣格认为恶与坏是世界的一半，是天平的两个盘子之一。

每个历史人物都会有自己的阴暗面。因为阴影，就如同光明一样，是必然存在的。这些人有可能故意隐藏自己的阴暗部份，但更多时，他们连自己的阴暗面也意识不到。

光越强，阴影就会越深。人没可能只得光明的一面，所以当一个人处处表现得光明、正面、坚强、乐观、正能量，很多时候他内在的阴面就越大。黑暗和负面情绪不会因为被抑压或被忽视而消失无踪。相反，那些被潜藏着的情绪，会像伤口发炎一样，不断在蕴酿，直至某个点被触及了，就一发不可收拾。

当我们认同一个历史人物时，实际上只是与他所代表的某个原型故事产生共鸣。

当他们被提升到偶像的层面时，我们的内心就会上演一场复杂的动机与情感博弈。偶像就成了我们阴影的投影屏。我们常常不去直面它，而是将它推向崇拜或憎恨的极端，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外在的事物上。到最后，所谓偶像要么会被盲目推崇，要么会被妖魔化。

荣格也提倡要“杀死英雄”，找到原我，因“英雄的意象便是利用模仿的贪欲为所有年龄阶段的人设立的，因此英雄必须被谋杀掉，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在像猴子一样模仿他。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无法脱离猴性吗？那是因为你害怕孤独和失败。”

在我们评判历史人物之余，更要“吾日三省吾身”，所谓爱自己，不只是爱自己好的一面，也是爱自己不好的一面，善良的邪恶的，都该去爱。

诚如荣格用他既不光明也不黑暗的言语（因为这是正在成长的人的言语）说道：你的生活需要黑暗，谁理解自己内心的黑暗，光明就离他很近。我们怀疑并理解成长需要两者兼备，因此我们把善与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过于追求善与过于追求恶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把它们都放在一起。像尊重光明一样尊重黑暗，你就能照亮你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