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叶剑英被陶铸指责搞地方主义，薄一波表示：没有依据

1984年，听闻叶剑英病危的消息，薄一波第一时间便去看望了这位老战友。

望着已经不能言语的叶剑英，纵使见惯了生死，薄一波心中亦是心中悲怆。他写下了1927年高一涵悼念李大钊一文中的语句——“他对人们，从浑厚中透出侠义气；人们对他，从亲爱中露出敬畏心”相赠。

虽然二人相识并不早，但作为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二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而在50年代面对陶铸指责叶剑英搞地方主义时，薄一波也选择了支持叶剑英，向毛主席直言自己的看法。

1943年冬，当时抗日战争已经渡过了最艰难的阶段。由于美军在太平洋连续取胜，迫使日军调动力量支援太平洋岛礁，中国的压力有所减轻，大家看到了战胜日军的希望。面对有可能面对的新形势，中央决定召开“七大”。

在这次会议期间，薄一波和时任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也迎来了初次见面。

两人虽然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但由于组织安排的原因，一直没有见过面。但这次见面，两人给对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薄一波向叶剑英汇报了华北地区特别是山西十二月事变前后与阎锡山之间复杂的情况（薄一波当时在山西地区领导新军）。

后来叶剑英回忆起此事的时候，感慨的说：“我们虽然相识较晚，但见面交谈毫无陌生之感。可以说‘志同道合，易为良友’。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这段话也足见叶剑英对于薄一波的相见恨晚之情，毫不掩饰对薄一波的赞赏。

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二人之间的工作联系就更多了。彼时薄一波是华北解放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至于叶剑英则历任军调处执行部中央代表、后方委员会书记、解放军参谋长等职务。

及至1949年元旦，当时国内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辽沈战役已经取得胜利，平津战役正在收尾，北方地区大局已定。因此中央决定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接下来的工作，在会上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由于当时部队已经攻占了一些大城市，毛主席担心部队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因此要求干部们各抒己见，谈谈怎么管理城市。

会议期间，薄一波和叶剑英提出的几条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认同。

第一条是干部和部队进城后要严明纪律，不能贪图享乐，不请客，不送礼，不做寿，不以人名命地名。第二条是进城后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广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要用学习的态度去管理建设城市，逐渐摸清各地情况。第三条是不能骄傲自满，要谨慎小心，不能当李自成。

恰好当时毛主席也提到了李自成，当年李自成领导的百万农民军一路北上攻占了北京，国内形势一片大好，没有人是李自成的对手。但李自成却骄傲自大，没有管束部队，导致部队人心离散，进城后各自贪图享乐，欺男霸女，抢掠金银，如同匪类。吴三桂见此情形，深知自己无法融入农民军，早晚死路一条，于是打开山海关，放明朝边境外的清军进来，很快李自成一败涂地，命丧湖北九宫山。

当时毛主席非常担心干部们犯类似的错误，所以把薄一波和叶剑英提出的这几条建议写进了决议，有的还作为城市管理规定确定下来，要求长期执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央安排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迁到北平办公，当时薄一波担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担任北平市长，两人在工作上经常互动，为稳定华北大局发挥了关键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被调到广东担任省政府主席，兼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则留在北京，协助陈云主持中央财政工作。

俗话说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干部相互之间反而容易闹矛盾。

1952年5月间，薄一波受毛泽东的派遣，到上海、广州等地了解“三反”“五反”运动的情况。当时薄一波处境十分微妙，陶铸（时任第二书记 等职务）等人批评叶剑英大量任用地方干部，搞地方主义。

提出所谓“五同”，即：同宗、同乡、同学、同事、同庚。这件事也传到了毛主席的耳中。

薄一波到广州后同叶剑英交流了此事，了解了一些广东的具体情况。回到北京后，毛泽东问薄一波：“你怎样看待广东‘地方主义’的问题？”薄一波坦率的说：“我认为，他去广东后，对南下干部和当地干部的使用是公正的，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说他带头搞‘地方主义’，缺乏根据。”

紧接着，薄一波讲了自己在广东的所见所闻，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不久后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了一次讨论广东问题的会议，他指出广东确实存在“地方主义”的问题。但叶剑英在华南工作有成绩，他没有责任。此话一出，陶铸等人也不再批评叶剑英。

特殊时期到来后，这件事再次被人提出来，叶剑英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好在有毛主席的保护，处境尚可。至于薄一波也遭到了长期的监禁和迫害。而对于薄一波等人的处境，即便是自己自身艰难，也是进自己所能为其说话。

而在十年结束后，二人也纷纷复出工作。二人都为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等做出了贡献，还都进入了中顾委。

不过人生易老，天不假年。1984年，薄一波和叶剑英见了人生最后一面。

1986年，叶帅去世。

2007年，薄一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