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捕，张学思奔赴延安，毛主席关怀：要不要钱花？

1938年10月6日傍晚，汉口南岸机场的跑道刚点亮昏黄的灯火，一架小型运输机在发动机的震响中滑向起飞线。舱门口，22岁的张学思披着旧风衣，手里只握着一只帆布提包。弟弟匆匆向周恩来敬礼后登机，他知道，此刻远在长沙的母亲并不知情，哥哥张学良则被软禁在南京，家族天各一方。

飞机在凌晨降落西安，周恩来安排的接应人员递来一身八路军棉服。换装完毕，吉普车就钻进北上的黃土丘陵。车窗外，冬麦刚露青，残破的烽火台在月色下闪出断影。颠簸一整夜，他第一次真切感到，自己正离那座纸醉金迷的北平越来越远。

十天后，延河水面结了一层薄冰，张学思被编入马列学院二班。每天黎明出操，晚上借油灯读《论持久战》，课间只有高粱饼和盐水白菜。出乎意料，他很快适应了——同学们发现，这位“少帅之弟”洗衣打水从不让人代劳，炊事班缺人还主动去烧火。

12月12日清晨阳光明亮。警卫员领他走进杨家岭一座土墙小院，中间窑洞门板上贴着手写对联，木桌上摞着厚厚一沓文件。毛泽东抬头，放下钢笔，笑着迎出门口。窄窄一握手，张学思下意识立正敬礼。屋里冷得吐气成雾，主席身上那件灰棉衣肘部补丁十分扎眼，与外界传闻中的“统帅排场”判若两人。

两人对坐，炉火噗噗作响。毛泽东点着旱烟，低声问：“钱够不够用？”张学思忙回：“主席，不用。”对话不过短短十余字，却让年轻人心口一热。此情此景，比任何雄辩的革命道理都有分量——领袖首先关心的是一个新来的学生能否过好日子。

夜谈持续两个时辰。毛泽东谈到敌后形势，也谈到东北人民抗战意志。席间，他提醒张学思，延安条件艰苦，别逞强。有意思的是，张学思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自己最受触动的不是政治理论，而是那盆已经烧了第三遍的清水白菜——“主席同我们一锅菜”，这句朴素的话后来在学院流传许久。

追溯过往，张学思并非娇生惯养。母亲出身寒门，从小就把“不能像少爷那样活”挂在嘴边。汇文中学时，他拒绝家中轿车接送，连操场扫雪都带头干。九一八后他还在同学白衬衣上看到“少抵抗将军之弟”七个墨黑大字，耻辱感刺激他走向地下党。1933年，他在热河前线秘密入党，从此与家庭命运彻底错位。

延安一年半的学习结束，张学思已能熟背《共产党宣言》关键章节。1940年春，他率“东干队”八十余人从清凉山出发，转战晋察冀。行军途中缺粮断药，一天只能吃两顿炒面，他却坚持和战士同装一只子弹袋。敌人屡次围堵，张学思带队两度突围，与吕正操并肩打出名声。到了冀中军区，他已是参谋处长。

抗战胜利后，新局开启。1949年初，周恩来在北京怀仁堂递给张学思一份电报式任务：“办一所人民海军的学校。”对海毫无经验的陆军参谋没有推辞，从大连港堤一直忙到青岛栈桥。校舍改造、教材翻译、教师招募，他事无巨细；甚至亲自到清华、北大挑选教授，用“给祖国造船”一句话打动了一批学者。

1950年底，大连海军学校正式挂牌。张学思任副校长，还负责统训。第一次海上实习，寒潮导致甲板结冰，他坚持全程站在驾驶台。学生说他“像是把自己当学员”，其实是担心海风和晕船把年轻人吓回课堂。

1961年，他升任海军参谋长。苏联撤走专家后，潜艇部队骤然失去技术依托。张学思决定带队试航，自荐担任领航员。那艘柴电潜艇密封闷热，舱温48摄氏度，淡水紧缺，他和水兵同喝定量咸水。机舱故障需浮航检修，东海舰队请他上岸，他摆手：实战训练不靠“外援”。二十天远航，日记上密密麻麻记满机械参数——成为后续改进的重要依据。

1970年8月的一天，张学思在办公室突感胸闷，仍坚持批阅训练计划。当天深夜，他因心脏病抢救无效离世，年仅53岁。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恩来自语道：“此人若多活十年，海军当更进一层。”不少水兵听闻噩耗，站在码头上沉默良久。

从古绸衣少年到潜艇舱内的指挥员，张学思的轨迹映照着一个时代的巨大转折。兄长被囚禁多年，他却在另一条道路上兑现家族“复土雪耻”的夙愿。那句质朴的“要不要钱花”，不仅是领袖对一个年轻人的关照，更像是对后来者的叮嘱：革命队伍里，没有特殊待遇，也没有退路，能走多远，全凭一颗笃定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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