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毛主席批评得不像话，陈毅被激怒”，宋时轮回忆宁都会议

1933年春，面对蒋介石动用了40万兵马发起的第四次“围剿”战，毛主席经过客观、冷静的分析，对负责前方战事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三人面授机宜。为此，周、朱、王三人继续运用了此前连续打破了第一、二、三次“围剿”战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于3月26日，完歼国民党军第11师，从而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战。
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而设置在上海洋楼里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创，由王明、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在上海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这个时候的中共临时中央自顾不暇，王明为了避祸，于9月30日去了莫斯科。
但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和苏区中央局却把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归功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说这是在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的英明领导下获得的“伟大成绩”。
现在，博古、张闻天这些人已经来到了苏区，那么，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也自然归功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了，说这是在他们的英明领导下获得的“伟大成绩”了。
1933年2月15日，博古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名义发出了《中央局关于闽粤省委的决定》，揭开了反“罗明路线”的“伟大斗争”的序幕。
博古后来到了延安，不得不坦承，“所谓的‘罗明路线’，其实就是‘毛泽东路线’。”
他之所以没有明目张胆地批判“毛泽东路线”，是因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3月给中共中央局发来一份指示电，强调说：
“对毛泽东，必须持极其宽容的态度，并给以同志式的劝导，使之完全能够在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局的领导下主持领导工作。”
反“罗明路线”的“伟大斗争”却是越演越剧烈。

1933年5月4日，中共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了关于“江西省党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作出了《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人展开“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5月8日，博古等人又操纵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召开了第41次常委会议，将中革军委从前方移回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正副总政委；让朱德留前方期间，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从而直接控制红军部队。
任弼时在工作中觉醒，认识到了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正确性，改为了支持毛主席，便被踢出了核心权力圈，被免去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往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
这还不算，6月上旬，博古又在江西军区所在地宁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局会议，史称“第2次宁都会议”，撤销了毛主席最后担任的唯一的一个具有实际领导权的职务——人民委员会主席。
博古还带领众人对毛主席群起而攻，得意洋洋地宣称：前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没有第1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4次反“围剿”的胜利。
时任江西省军区任参谋长的宋时轮，虽然没能出席会议，却在会场外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众人对毛主席的攻击，心疼不已。
他后来回忆说：
“第2次宁都会议的具体地点就在军区的作战室，他们的发言我都能听得到。他们把毛泽东同志批评得简直不像话。陈毅同志列席这次会议，他发了一个言，表扬了毛泽东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建立红军、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功劳，以后又取得第1次、第2次、第3次战役的胜利。”
陈毅经过1929年红4军里党的七大会议风波之后，已经彻底成为了毛主席的铁杆粉丝，对毛主席在赣南会议以来所受到的遭遇愤愤不平，现在有了发言的机会，就把胸口的怒火全部喷射了出来，说：请上海来的同志务必认清楚一点，苏区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过千辛万苦才打出来的。现在，我提一个促进团结的方案，让毛泽东到前方指挥作战。

项英训斥陈毅，说陈毅“迷信毛泽东，为他吹嘘”。
陈毅则反唇相讥，说项英“迷信博古”，“排斥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