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基数，应参考社会工资中位数

写了篇探讨社保的文章，直接进了黑屋十五天。

虽心有余悸，但局长想说的话还是要一吐为快。长期以来社保被吐槽基数过高，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平均工资这个参考基数出了问题。

“每个月工资就5000块，社保个人缴费却要扣400多，到手工资刚够糊口。”

在一线城市某餐饮连锁店打工的李姐，每次看到工资条都忍不住叹气。

而她所在的企业，为了控制成本，多年来一直按社保基数下限缴费，却仍觉得压力山大。

与此同时，某互联网公司高管月薪5万元，按现行基数上限缴费，实际缴费比例反而远低于普通职工。

这一冷一热的对比，折射出我国社保基数核定机制的深层矛盾。

当前以“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基准的社保基数制度，已逐渐偏离普通劳动者的真实收入水平。

社会工资中位数这个更能反映大多数人收入实况的“民生指标”，理应成为社保基数的新锚点，让社保制度真正回归公平普惠的本质。

“我们这儿社平工资都8900元了，可我每个月就挣5000块，怎么看都像拖了后腿。”

在东部某省会城市从事行政工作的小张，对当地公布的社平工资数据满是困惑。

这种“被平均”的尴尬，正是社平工资基准制的核心弊端。他容易被少数高收入群体“拉高”，从而与普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脱节。

社平工资就像一杯加了少量蜂蜜的水，少数高收入者如同浓稠的蜂蜜，即便数量不多，也能让整杯水的“甜度”大幅提升。

2024年，某北方沿海城市全口径社平工资为9200元/月，而当地工资中位数仅为5800元/月，两者相差3400元。

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劳动者月收入低于5800元，却要面对以9200元为基准设定的社保基数。

按60%下限计算，基数高达5520元，不少月薪5000元左右的职工，社保个人缴费几乎要占工资的10%，缴费压力可想而知。

而对于月薪5万元的高管来说，300%的基数上限（27600元）对其实际收入影响甚微，却间接抬高了整体缴费基准，让企业和普通职工不堪重负。

这种脱节直接导致了“两头受气”的困境。

对企业而言，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工资低、基数高”的矛盾尤为突出。

广州某制衣厂老板王总算了一笔账：厂里100名工人平均月薪4500元，若按当地社平工资7800元的60%（4680元）缴费，仅养老保险一项，企业每月就要多支出1800元。

为了生存，他只能选择按最低基数“擦边球”缴费，时刻面临社保稽核的风险。

对职工而言，低收入者“缴不起”，中等收入者“缴得多”，高收入者“缴得少”，社保制度的公平性大打折扣。

更令人担忧的是，灵活就业人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收入大多在中位数附近徘徊，过高的基数门槛让他们望而却步。

某平台数据显示，全国外卖骑手中，仅30%缴纳了职工社保，其余要么选择居民社保，要么干脆断保，社保覆盖的“短板”日益明显。

社平工资基准制还在悄悄侵蚀社保基金的可持续性。

一方面，企业为降低成本“低报、漏报”基数，导致基金“应收未收”。

2023年，全国社保稽核共查出少缴社保费120亿元，涉及企业近10万家。

另一方面，低收入群体参保意愿不足，让基金来源持续萎缩，而未来退休人员的待遇仍以社平工资为核算基础，形成“缴费端缩水、待遇端刚性”的矛盾。

长期下去，社保基金的收支平衡将面临严峻挑战，甚至影响到制度的长期稳定。

如果说社平工资是“被拉高的平均数”，那么社会工资中位数就是“大多数人的真实收入线”。

它是将所有就业人员工资按高低排序后，处于中间位置的数值，不受极端高收入或低收入的干扰，能最直观地反映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以中位数作为社保基数基准，就像为社保制度安装了一个“精准导航”，让缴费责任与收入能力实现完美匹配。

工资中位数的稳定性的优势在收入分布中尤为明显。

在我国“金字塔型”收入结构中，少数高收入者很难撼动中位数的“地位”。

比如，某公司有1名月薪50万元的高管和99名月薪5000元的普通员工，若算社平工资，结果约为9950元，几乎是普通员工工资的两倍；

而工资中位数仍为5000元，精准反映了绝大多数员工的真实收入。

这种“抗干扰性”让中位数成为社保基数的理想基准：

既不会让低收入者觉得“缴不起”，也不会让高收入者“缴得太轻松”，真正体现了“多缴多得、少缴少得”的社保原则。

对不同收入群体而言，中位数基数都能带来“量身定制”的公平。

以某地工资中位数5600元为例，按现行60%-300%区间设置，基数下限为3360元，上限为16800元。

对比原社平工资8000元对应的4800元下限和24000元上限，变化立竿见影：

月薪3500元的保洁员，个人养老保险缴费从384元降至268.8元，每月多拿115.2元；

月薪6000元的程序员，缴费基数从4800元调整为6000元，未来养老金待遇更有保障；

月薪20万元的企业高管，缴费基数上限从24000元降至16800元，既不会过度增加企业负担，也能确保其缴费责任合理。

中位数基数还能让社保制度更具包容性。

灵活就业人员王先生做网约车司机，月均收入5000元，之前因当地社保基数下限4812元，每月缴费压力大一直未参保。

若基数下限调整为3360元，他每月缴费可减少近300元，参保意愿大幅提升。

据测算，若全国统一以工资中位数为基数基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率有望提升15%-20%，社保覆盖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同时，企业“低报基数”的动机也会减弱。

若基数与员工实际工资更贴近，公司没必要冒风险违规，合规成本也会降低。

从国际上看，以中位数为社保基数基准是成熟经验。

德国的法定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以工资中位数为核心，上下限根据中位数动态调整，既保障了普通劳动者的权益，又确保了基金稳定；

日本的社保基数同样参考工资中位数，让不同收入群体的缴费压力更均衡。

我国部分地区也已开始探索，浙江乐清采用“工资总额×固定比例”核定基数，本质上就是对中位数适配性的间接认可。

这些实践都证明，中位数基数不仅理论可行，更能落地见效。

改革可采取“三步走”策略：

2025-2026年，选择长三角、珠三角等收入分布均衡、统计基础好的地区试点，以当地工资中位数为基准核定基数，跟踪评估企业缴费压力、职工待遇变化等情况；

2027-2029年，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全国扩围，设置3年过渡期，允许企业在社平工资基数与中位数基数之间选择适配区间，每年向中位数基数靠拢30%；

2030年起，全面实施中位数基数制，统一全国社保基数上下限核算标准。

过渡期内，可保留60%-300%的区间比例，避免基数波动过大影响企业经营和职工待遇。

对普通劳动者来说，改革是“减负不减待遇”的福音。

月薪4000元的超市收银员，社保个人缴费可从384元降至268.8元，一年多拿1382.4元；

月薪6000元的教师，缴费基数从4800元提高到6000元，未来养老金每月能多领约200元；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门槛降低，不用再为“缴不起”发愁，养老、医疗有了保障。

2023年全国灵活就业人员约2.9亿人，若参保率提升15%，每年可新增基金收入约300亿元；

企业缴费合规率提高，能减少基金流失，确保基金应收尽收。

同时，基数与实际收入匹配，避免了基金支出与缴费水平脱节，增强了制度应对人口老龄化、经济波动的能力，让社保基金真正实现“可持续”。

对社会来说，改革是“促进公平”的纽带。

社保作为二次分配的重要手段，中位数基数让不同收入群体承担与其能力相适应的缴费责任，享受与缴费相匹配的待遇，减少了因制度不公导致的社会矛盾。

同时，社保覆盖范围扩大，居民养老、医疗后顾之忧减轻，消费信心提升，能有效拉动内需，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一个公平的社保体系，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更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