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二十四年八月,若殿下称帝,首祸何人?”李善长压低了声音。刘伯温略一沉吟,只吐出三个字:“小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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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顺帝还坐在大都,却已管不住大江南北。白莲宗的口号像燎原的火,点燃了饥饿与愤怒。至正十一年,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举旗,“明王出世”迅速传遍河南、安徽。朱元璋那时刚脱下僧衣,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加入红巾军,只因“能活下去”的本能。
战阵上的朱元璋异于寻常农民,他学过经卷,记得住地形,打得一手好算盘。郭子兴看中这份本事,把渡江攻城的差事交给他。至正十五年破定远,十六年拿下滁州,朱元璋手里的兵越来越多。红巾军外表同色,内里却各唱各的调:刘福通奉“小明王”韩林儿为正统,徐寿辉自号“天完”;陈友谅、张士诚各自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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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七年春,朱元璋在和州成亲,李善长、刘伯温一同赶来投军。刚入帐,李善长便为一事犯难:韩林儿占着“明王”名号,若朱家军要自立成朝,先拿谁开刀?刘伯温举茶盏道:“擒得韩林儿,天下名分自正;不擒,则永远是韩家的旗号。”李善长皱眉:“弑君之罪,如何消?”刘伯温摇头:“名分写在刀锋,不写在竹简。”
说到“小明王”,得先提他父亲韩山童。“明王转世”的传说,本是白莲宗安抚底层民众的符号,韩山童被捕处决以后,刘福通急需一面旗帜稳定军心,于是把年方十一岁的韩林儿推上神坛。少年坐龙亭,群雄奉之,只因“明王”三个字。朱元璋若夺天下,非先剪这面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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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在于时机。朱元璋不能贸然动手。至正二十年,陈友谅与张士诚连番进逼,朱元璋兵力要北拒张,南挡陈,还要防内部舆论。于是他选了看似仁义的一招:派兵“营救”被元将脱脱围困的韩林儿,护送至滁州,安排衣食,表面上做起了尽忠的人情戏。
情义只是表象,束缚才是目的。韩林儿被安置在滁州皇觉寺,出入都在朱元璋军中管控。几年间,韩林儿身边的旧部或战死,或被分流至各路卫所,红巾军原有的“明王”血脉被慢慢抽空。吴王朱元璋的诏令里仍尊韩林儿为“宋主”,却不给实权,实为软禁。
至正二十五年秋,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决胜,韩林儿忽然“意外溺水”于滁州龙湾。史书只是轻描淡写:“舟覆而崩”。当时守卫水面的,是朱家军都指挥周德兴。事后周德兴升迁极快,三年连跨两级。坊间传言,周德兴回营复命时只说了一句:“再无国主。”刘伯温对李善长低声道:“君可安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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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王”之死让朱元璋彻底摆脱“红巾嫡系”这层枷锁。翌年,张士诚覆灭;再一年,元顺帝北逃。洪武元年正月,金陵奉天殿张灯结彩,朱元璋穿绛红袍,高声宣告大明登基。一纸诏书追封韩林儿为“顺天启运推诚宣义惠民昭武皇帝”,名义上给足了体面,却再无人敢提“明王”二字。
不得不说,刘伯温判断的“首级”并非战场上的对手,而是一面摇摇欲坠的旗帜。旗倒,名分归一;旗在,群雄名义仍受它庇荫。韩林儿身无寸兵,却比十万雄师更能牵制朱元璋,这正是古人所谓“名可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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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林儿覆舟那天,只留下几件被水泡皱的诏令,墨迹模糊。滁州城外的百姓谈论此事,更多是叹息:少年好端端怎就没了?军中却安静得可怕。刘伯温对李善长说:“天命有归。”李善长苦笑:“归在何处?归在刀下。”
自此,朱元璋磨去最后一丝顾忌,洪武朝的铁血基调也在此前成型。有人觉得残忍,有人称呼果断,功罪自有史家评说。然而可以确定的一点:若韩林儿不死,大明难成;若韩林儿迟死,朱家江山亦迟到。历史从不相信假设,它只记录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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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351年的白莲教口号,到1368年的龙袍加身,不过十七年。其间陈友谅、张士诚兵强马壮,都没能成为刘伯温口中的“首祸”。在权力的天平上,一句能够号召“正统”的口号,比百城千军更沉重。刘伯温只说了三个字,却道破了朱元璋必行的一步险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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