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学者：《贝尔福宣言》阴影仍笼罩巴勒斯坦

参考消息网11月9日报道 欧洲《现代外交》网站11月5日刊发题为《<贝尔福宣言>发表108周年，巴勒斯坦问题仍未解决》的文章，作者是英国敦提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副教授阿卜杜拉·优素福。文章摘编如下：

今年11月迎来了《贝尔福宣言》发表108周年纪念日。它由一些从未去过巴勒斯坦的人在伦敦写就。这篇出自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于1917年11月2日签署的宣言孕育一个新的国家，也导致另一个民族的覆灭。对犹太世界而言，这份宣言在千年流亡后给予他们承认；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它标志着抹杀的开始。

殖民文件强加于人

《贝尔福宣言》并非凭空而来。它源于恐惧、流亡以及对欧洲良知的信心逐渐消亡。

《贝尔福宣言》1917年发表时，欧洲所谓的“犹太人问题”已经暴露出根深蒂固的弊病。对犹太人而言，这是对生存的恳求；对帝国主义列强而言，这是一项战略。一方寻求家园，另一方则看到机会。双方做出一项承诺，这项承诺将改变一片双方都未完全了解的土地的命运。

《贝尔福宣言》不仅是一项承诺，更是一种权力行为。知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帮助我们看清它的本质：一份伪装成道德责任的殖民文件。英国声称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却从未停下来思考这对已经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在它的语境下，巴勒斯坦变成一片等待被占领的空地，而不是一片有家庭在生活、有农民在耕种并且充满记忆的土地。

当地的阿拉伯居民被简化成一个词组——“非犹太社区”。他们被剥夺了姓名、声音和历史。他们被谈论，却不被倾听。这就是东方主义的逻辑：把东方视为可供西方权力和想象塑造的材料，而不是一个鲜活的世界。这种思维方式剥夺了土地上的人民，也剥夺了人民的历史。

促成《贝尔福宣言》的傲慢源于英国对权力的渴望。道德说辞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简单的目的：控制。

安全悖论难以破解

《贝尔福宣言》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做出的承诺揭露了一个帝国强权永远无法承认的真相。西方列强谈论自由，却又决定谁才配得上自由。他们所谓的自由是有边界的。在欧洲之外，自由变成许可：根据利益授予、收回、交易。在这种想象中，巴勒斯坦不再是人民居住的土地，而变成一个隐喻，一个欧洲可以表演其道德理想的舞台。撰写宣言的人看不到村庄、收成或黎明的祈祷。他们看到的是空间，是可以通过殖民主义的道德责任观念来承诺、分割和赎回的东西。《贝尔福宣言》是理念转化成的权力，是认为无需亲历者同意就可以改写历史的信念。

其结果是长达一个世纪的悲哀、流亡和抵抗，至今仍影响着这片土地的方方面面。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赫茨尔的梦想始于痛苦。他渴望为无家可归的犹太人提供一个庇护所。他的渴望是人性的，也是迫切的。但如同许多生活在殖民统治下的人一样，他以殖民者的视角看待世界。在《犹太国》一书中，赫茨尔写道，他要建立一个家园，一个在他眼中落后的东方的文明前沿。这种想法反映东方主义的观点，即东方低人一等，等待着西方的“矫正”。赫茨尔利用这种论调赢得欧洲的认可，将犹太复国主义描绘成与帝国主义计划一致的事业。这揭示一个更深层次的悖论：一场源自寻求安全的运动却采用剥夺他人安全的逻辑。这一选择的后果今天仍然在发挥影响。解放不可能建立在对他人的统治之上，任何民族都无法通过继承殖民强权的工具获得和平。

殖民主义遗毒仍存

爱德华·萨义德关于东方主义的思想有助于揭示《贝尔福宣言》背后的真相。他指出殖民体系如何将自身行为合理化：通过将东方变成控制对象，剥夺人民的话语权和历史，以发展的名义占有他们的土地。《贝尔福宣言》正是这种行为。它表面上满口承诺，实际却遵循帝国主义的逻辑。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民消失在那些自认为比当地居民更了解这片土地的人的愿景背后。通过这份文件，英国把两个民族推上冲突之路。最初的政治声明最终演变成长达一个世纪的流亡、恐惧和不信任。对巴勒斯坦人而言，《贝尔福宣言》的承诺最终导致1948年的“灾难日”，数十万人被迫离开家园，他们的生活徘徊在记忆与生存之间。这道伤口从未愈合。如今加沙的战争与这段历史并非割裂，而是延续。

《贝尔福宣言》的遗产展现了帝国主义权力如何重塑世界。它提醒我们，西方的野心如何在权力驱动下改变几代人的民族命运。要正视其后果，我们必须从理解而非口号开始。真正的和平需要的不仅是外交手段，更需要对历史本身抱持一种哲学式的诚实。塑造西方百年政策的偏见，那种替他人做决定、将一个民族的自由视为另一个民族的威胁的习惯必须被打破。

只有当我们走出《贝尔福宣言》的阴影，和平才会到来。和平并非仪式，而是在最细微时刻做出的选择：观察、停留、倾听。当这种选择被共享，这片土地才可能变得和平。不是源于征服，而是源于承认。（编译/赵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