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朱虚之亲率导弹兵击落5架美国侦察机，美蒋军机不敢再犯

1964年11月12日凌晨，赣江以南的丘陵地带寂静无声，第二导弹营的指挥车里却灯火通明。荧光屏上一道白色光斑忽明忽暗，值班报务员喊了一句：“高度六万英尺，目标确认！”营长立刻转头：“请示发射！”只听电话另一端传来低沉而干脆的一句：“按预案执行。”声音不大，却让车厢里的每个人都挺直了腰杆——说话的人正是政委朱虚之。这位年过半百的少将，正在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守护祖国上空的安全。

导弹呼啸升空，三枚火龙瞬间划破夜幕，在云层深处炸出耀眼火球。U-2残骸坠落，照亮了南方小村漆黑的稻田。这一枪，让台湾空军和它背后的美国顾问团意识到：大陆的天再也不是想来就来的禁区。值得一提的是，朱虚之并不属于空军干部里“顺理成章”的那一路，他曾是国民党军报务生，还是“俘虏”身份加入红军。回溯他的履历，就像回放一部凝缩的中国近现代通信史。

1912年正月，浙江临海城西五所巷，朱家诞下第三个儿子。兄长朱文彪、大姐夫谢哲琨先后进入黄埔，家族里弥漫着“从戎立功”的味道。可读书昂贵，少年朱虚之在南京钟南求学时就琢磨着尽快自食其力。17岁，他报考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军事交通技术交流所，主攻报务。这个拗口的校名后来被同学们简称为“军交所”，当时的教学大纲以美国陆军信号兵教材为蓝本，代码、接收、译电，一天十几个小时练到手指发麻。

1931年夏，毛炳文第八师被抽调进江西围剿红军，朱虚之带着报务机随军出发。没料到第一次上战场就成了俘虏。红军在黄陂打了个漂亮的合围，他和报务设备一起落到林彪指挥下的红四军手里。被俘第二天，他破译了国民党关于“黄陂失陷后立即调整攻击轴线”的密报，这份情报交到毛泽东手上，为中央苏区提供了宝贵的40多小时机动时间。也正是那一刻，朱虚之决定留下——他发现红军的“官”愿意和战士同吃同住，更重要的是，没人嘲笑他“俘虏”的身份。

随后的几年，他在军委总台、红一军团电台、红九军团电台之间来回奔波。长征途中，电台、蓄电池、发电机加起来一百六十多斤，常常得四个人轮班肩挑。每逢翻雪山过沼泽，朱虚之都先盯住无线电，再去管自己的干粮。战士们背不动时，他就一句话：“丢啥都行，这箱不能丢。”那年月，电波就是生命线，谁都明白。

抗战爆发后，他成了八路军总指挥部无线电大队副大队长。平型关前，他把电台架到五台山顶，暴雨打得天线直抖。信号一度只剩杂音，他抹一把雨水大吼：“再高两米，能出字！”木杆加长，线路恢复，朱德及时收到情报，115师顺利发起突袭，成就晋东北第一场大捷。战后，日军缴获的我方卷宗里，特意标出那部电台的位置——可见电波给他们造成了多大麻烦。

1946年，他被调往东北，组建民主联军电气学校，三年里培训了上千名技术骨干。教员里不少是伪满时期通信员改编来的，他常说：“技术可以改，立场必须清。”学员毕业即上前线，白山黑水间，监听、干扰、破译，为辽沈决战提供了可观的情报流。

新中国成立时，人民空军刚起步，刘亚楼希望找一位既懂技术又懂政治的老兵统筹通信建设。朱虚之接到电报，简单回了六个字：“时间地点即到。”到职第一天，他先去机坪看雷达，又钻地堡看线路，连午饭都在电台房凑合几口。几年后，北京、上海、广州三大通信中心和十余个远端站点全部串联成功，歼-6、轰-6起降信息可在数秒内同步到军委指挥部。

真正的硬仗还是与U-2过招。1959年，空军导弹兵刚成立，只有苏制SA-2型三个营，操作手册还带着俄文注释。朱虚之把翻译、训练、实射统统往前压，提出“诱敌深入、近快打击”的打法：不开制导雷达，等目标进入预设扇区，突然开机锁定，用最短流程完成发射。1962-1968年，空军共击落或击伤U-2七架，其中五架直接归功于这一战法。美国《航空周刊》无奈地评价：“中国大陆防空网已不再是苏式复制品，而是独立战术体系。”

朱虚之对外很少提自己的俘虏经历，只在晚年口述史料时说过一句：“技术无情，人有立场。”1978年离休后，他写下《六十年代中国地空导弹部队成长纪实》，两万多字，几乎全是作战细节、图表和参数。熟悉他的老兵打趣：“政委的回忆录，像作战方案。”

他的家教一如行军令。子女见面，先敬礼再说话。儿子朱汉斌走商界，他只提醒：“生意归生意，良心要过得去。”孙女朱珠活跃荧屏，他看过一档节目后淡淡点评：“主持不错，记得报效社会。”

1998年冬，朱虚之在北京医院去世，终年八十六岁。安葬那天，几位当年导弹营的老兵自发穿上旧军装，在墓前鞠了三个躬。有人低声说：“政委，敌机再没敢来。”这句带着兵味儿的致敬，比任何奖章都更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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