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去世后，中央邀请一老农为他守灵，杨步浩看到遗体崩溃大哭

1976年9月10日凌晨两点，延安川口区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仍亮着。电话铃声刺破寂静，“中央治丧委员会，请杨步浩同志立即赴京。”屋里人全愣住，他用好半晌才稳住颤抖的手回了句“听候安排”。那一年，他七十一岁，已经很少远行，却清楚自己此行意味着什么——要给毛主席守灵。

火车从西安向北疾驰，杨步浩一直揣着三件东西：一小袋延安黄土、一撮自家晒干的辣椒、还有他和毛主席的合影。窗外景色倒退，他的思绪却倒流到四十年前。1935年深秋，红军到陕北，他分得八十垧薄地，第一次不用给地主扛活。翻身的滋味太甜，他咬着牙多犁几趟，只盼多打一斗粮。

1942年大生产运动开始，新任务一项接一项。杨步浩听说中央同志也得交公粮，心里犯急，“他们忙得脚不沾地，哪还有空种地？”说干就干，他扛着锄头跑去县政府请求“代耕”。乡长写信给毛主席报备，不久批复到了：同意。配给四头驴四把犁外加四石小米，他二话没说，一个人点着松明子，连夜耕作。那年夏收，他挑了三百多斤新麦送到枣园，中南海的大门第一次为一个老农敞开。

“吃米不忘种谷人。”那天，杨步浩面对毛主席，只说了这句话。毛主席拍拍他的肩膀笑道：“你是真正的劳动英雄。”从此，两人保持通信。辣椒、西红柿、寿幛、金匾……每一件礼物都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却把陕北黄土地的情谊捆得死死的。

解放后，杨步浩当了村支书，仍旧住窑洞，种试验田。1952年进京参观，他带去延安生产数据；1961年国庆前夕再进京，他带去粗布口袋里满满的小米和干菜；1975年第三次进京，他已得知主席病重，心急如焚。那一次，因医疗管制他未能见面，只在朱德陪同下问候。回到延安后，他整夜睡不着，担心老人家挺不过去。

9月9日噩耗传来，延河水仿佛停了流。中央决定邀请几位同毛主席有深厚情谊的普通群众守灵，名单里第一个就是杨步浩。乘车抵达北京协和医院灵堂时，他拄着一根枣木拐。铺着白菊的大厅灯光昏暗，水晶棺安静地伫立。那一刻，时间凝固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泪水顷刻决堤，“主席，俺来看您了……”旁边警卫想扶，他摆手拒绝，“让我再多看一眼。”

守灵的三昼夜里，他几乎未合眼。有人劝他休息，他摇头：“以前替他种地不觉累，如今哪能走开？”夜深人静，灵堂只剩守灵人员和低低的抽泣声。他抚摸着那小袋黄土，小声像自语：“这是咱延安的土，还是热的。”一句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话，却让在场的战士红了眼圈。

值得一提的是，杨步浩守灵期间提出一个请求：将那撮辣椒放在花圈底座。“主席爱吃辣，最后也不能少。”工作人员沉默片刻，点头执行。这抹鲜红，在素白花海里显得格外刺目，但谁都没阻拦——大家懂得这份情分。

9月18日，北京万人送别，铁流般的队伍从新华门延伸到八宝山。杨步浩被安排在遗体车旁。仪式结束，长长的汽笛声响起，他突然觉得腿脚轻飘，像是那年山里渴得冒烟却硬要挑麦上山的自己。身边同行的村干部低声问：“杨叔，还好吧？”他只吐出两个字：“算完啦。”

追悼会后，联合国降半旗，各国吊唁电报雪片般飞来。延安山沟里的广播喇叭也传出外国元首的致辞，村民们听不懂外文，只知道天下再没第二个毛泽东。杨步浩回乡时，背包里装着中央颁发的黑纱袖章和一张守灵证明。他把袖章挂在窑洞屋梁，似在告诉后辈：这片土地为什么换了天。

1977年春耕前，他悄悄在自家地头立了块小木牌。牌上仅一句：“人民救星的田，永不荒。”雨水冲刷之后，字迹愈发模糊，可老人还是天天去看。多年以后，问起那牌子，他笑得豁牙：“没别的意思，就怕娃们忘了种谷人。”

毛主席与一个农民之间的友谊，没有壮怀激烈的口号，只有一亩又一亩庄稼、几撮辣椒的火辣，以及守灵时那袋仍带体温的黄土。轰隆隆的历史车轮继续向前，而陕北黄土高原上，春耕秋收的节奏从未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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