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病中的毛主席针对周扬一案，多次表态：可从宽处理

1975年3月，北京乍暖还寒，中南海的灯光深夜仍亮。毛主席靠在藤椅上，喘息间翻阅着中央办公厅送来的“周扬问题”汇报。身边工作人员记得，老人家眉头紧锁，却仍用铅笔在纸页上划了几道粗线。片刻后，他低声说了一句：“可从宽处理。”一句话，为困在“牛棚”里九年的周扬开启了回归之门。

周扬的名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在文坛和政坛之间来回跳动。1908年，湖南益阳破落地主家庭里的那个瘦孩子，也许想不到自己会把“文化”当成武器。五四的潮水刚好拍到他中学课堂，鲁迅杂文和马克思译本同时打开了他的视野。1927年入党，1930年从日本回沪，左翼文人对他又敬又怕，“周沙皇”这一诨号便是那时传开的。

延安时期却给他带来转机。1937年被调到陕北，他主持了鲁艺、延大，有机会频繁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延河的窑洞里，周扬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复研读，随后写出一系列阐释文章，受到中央表扬。延安干部们常说：“周扬办事，听党的话。”这句话后来也成了毛主席评语里的“长处”。

建国以后，周扬一路升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五十年代几场文艺批判，他站在火线指挥，胡风、丁玲、冯雪峰等人先后落马，他的威信因此水涨船高。遗憾的是，过于频繁的“整风”同样给他埋下祸根——凡事一旦失手，群众的怨气会立即反扑。

进入六十年代，文学界气氛骤变。毛主席对“文艺部门石头多、作家少”颇有怨言，还批评周扬“工作不力”。1966年初夏，周扬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关押、抄家、游街，九年飘摇。一个昔日权柄在握的宣传家，如今只能在狭小房间里抄写检查，外界已经没人再提“周沙皇”，更多的标签是“走资派”。

1975年，形势有了松动迹象。那年2月，邓小平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急需理顺教育和文艺领域。中宣部递交了一个名单，建议释放部分老知识分子，周扬赫然在列。周恩来病重，无法细理此事，最终报到了毛主席案头。毛主席连续看了三份材料，每份都在“可从宽处理”下方划勾。有意思的是，他又批了几句：“人民内部矛盾，不要上纲上线。周扬也有长处。”

4月的一天，中央办公厅值班员接到卫士传话。毛主席声音微弱，却很清晰：“周扬，不是敌我矛盾。”随后他补了一句，“放出来，让他工作嘛。”短短十四字，在场的胡乔木记下原话，日后才敢讲给外人听。

文件顺着程序下发，地方有犹豫。有人担心“放周扬会不会寒了革命群众的心？”也有人乘机推诿。邓小平拍板：“按主席指示办！”6月，周扬获释，安排在北京三里河疗养。出门第一天，他对看望的朋友只说一句：“九年，脑子没锈，还能写。”

国庆节前夕，外交、科技、教育界代表名单上出现了周扬，但主持人最后一刻划掉，理由是“场合不便”。毛主席收到《政工简报》后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之形而上学，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短短两行字，透露出他对僵化作风的不满。

周扬复工后，先在文化部参与整顿剧本创作，又主持翻译理论丛书。他向多位旧日同事致信致歉，特别提到丁玲与冯雪峰：“当年考虑不周，愿听批评。”信件不长，却让不少文人改变了对他的看法。田汉从病榻上回信：“相识一场，总归落笔于真诚二字。”

1976年，异化与人道主义之争再度把周扬推上风口。他接受批评，写了检讨，也仍然坚持“文学不能离开人情味”。此番争论虽赢得同情，但已无昔日锋芒。有人感慨，昔日“指挥若定”的周副部长，如今说话语速慢了，圆滑少了，倒添了一分从容。

对于周扬个人私德，史料多有争议，学界亦无定论。可以确定的是，他选择了文化这条带电的钢丝，便必须承担高处坠落的风险。毛主席那句“可从宽处理”，既是政治决定，也是对知识分子复杂性的再一次注脚。

1975年的“宽处理”并未让所有人满意，却让那一年文艺界的空气略微回暖。在那个多事之秋，一份病中批示挽回了一位老宣传家的命运，也折射出最高领袖处理文化矛盾的策略：立场坚定，同时留有余地。

周扬后来说：“任何时代，知识分子既要仰望天空，也得低头看路。”他前半生在云端指点江山，后半生在尘土里体味人情冷暖。历史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一次放宽与收紧，都会在个人命运里留下深深的刻痕。

今天再读那场“宽处理”，可以看到权力与文化的微妙关系。文人能否成为模范，不在学问多少，而在能否守住原则；政治能否善待文人，也不在口号，而在是否保留分寸。毛主席的批示，只是给后来者留下思考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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