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连冈村宁次都称赞的中国将领，有两位，他们是谁？

“1939年12月6日凌晨五点，北门碉楼的警戒兵拍着电话机喊：‘报告薛司令，鬼子又压上来了！’”三秒钟后，总指挥部里那把略带沙哑的湘音回应：“各团按预案布防，长沙不能失！”紧张的呼号声，将人直接拉回那场枪炮呼啸的年代。

有人常问，面对侵华日军里最阴狠、最精明的冈村宁次，中国战场上究竟有谁能让他直呼“难缠”？在冈村宁次1949年完成的《大陆回忆录》里，答案被清清楚楚写下：薛岳与汤恩伯。两人同属国民政府嫡系，却性情与指挥风格迥异，却都让这位日本陆军“三羽乌”成员吃尽苦头。

冈村宁次出身陆军大学，1908年就随佐藤支队到东北，地形、道路、民情，他闭眼都能背出口诀。1937年7月全面战争爆发，他奉命率第十一军进攻武汉。一边是火力优势，一边是不断退却的中国军队，表面上他赢得顺风顺水，背地里却摸清了一件事——想捣碎蒋介石的抵抗，先得挑动“嫡系”“杂牌”之间的缝隙。于是金钱、威逼、分化、合围，他手段样样齐全，真真把间接战略玩到极致。可惜，棋盘上终归会出现自己也无法计算的“活眼”。

第一个“活眼”就是素有“军神”之称的薛岳。薛岳广东人，少年闯荡骑队，北伐时冲锋在前，脾气急，行事狠。1938年9月，万家岭一役，他以8个师围住日军第106师团，三天三夜不开枪，只用穿插割绝，把敌人逼进山谷。等火候差不多，突然炮火倾泻，日军两万余人被困得动弹不得。这场胜利让冈村宁次第一次意识到：对面那位留着小胡子的中国将领，绝不是只会硬顶的“南蛮子”。

武汉丢失后，守与弃的天平摇摆不定。蒋介石把第九战区的重任交给薛岳：“保住长沙，就是保住大后方。”薛岳给自己定了四个字——“后退决战”。不死守正面，而是让日军冒进后，用纵深火力再反包围。1939年9月至10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冈村宁次集结约15万兵力，坦克、火炮、化学弹轮番上阵。薛岳留给主力的指令却极简单：“不要恋战，等他们露出腰眼。”当日军突破汨罗江，薛岳早已布好外翼反击，各军从侧后切入。10月12日凌晨，日本军旗黯然折返岳阳，冈村宁次被迫令全线撤退，长沙保住了。临行前，冈村坐在参谋车里，自嘲道：“撼山易，撼薛家军难！”此话传开，薛岳的名字与岳麓山一样，刻在长沙百姓心上。

第二位让冈村宁次头疼的人叫汤恩伯。相较薛岳的锐气，汤恩伯更像细密的算子。黄埔一期毕业，精通俄式野战条令。1937年淞沪会战，他在宝山一线咬死不退，硬拖住日军两个师团，为大部队后撤赢得时间。1938年转战徐州、郑州，屡屡在河川、狭谷设伏，打得冈村部队“每前进一步，皆须十倍代价”。冈村宁次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汤之警戒甚密，侧背常有暗哨，若贸然突击，必遭反包。”

论名声，汤恩伯虽不及薛岳，但在日军眼中，他就是“天字号大敌”。1940年底，桂南昆仑关战役前夕，冈村宁次一次考察后对幕僚说：“若要拿下西南输血线，必须先拔去汤恩伯。”可惜事与愿违，昆仑关地势险，汤部独立第200师紧咬隘口，日军一个旅团反复冲击，伤亡过半不得寸进。1941年，冈村调往华北，双方正面碰撞减少，但对汤恩伯“善守、善退、敢反击”的评价依旧保留在档案里。

细究两位中国将领的胜负手，战术抓要害，战略抓人心。薛岳的“后退决战”让长沙成为日军的泥潭；汤恩伯的“侧击奇兵”令敌方后勤虚脱。两人虽同誓死守土，路数却大异其趣：一个豪迈，一个精细。冈村宁次所以敬畏，不仅因对手手上硬，也因他们背后那群随时敢于血战到最后的普通士兵。试想一下，若无数万乡勇以血肉筑墙，再精妙的指挥也只是纸上谈兵。

遗憾的是，战争并非单靠军事素养就能决胜。薛岳在长沙第三次会战后，因与中央军高层政见不合被短暂“冷藏”；汤恩伯到了抗战末期，也因人事纠葛与战区划分不断内耗。冈村宁次精准地利用这些裂痕，策反、分化、收买，手段比机枪更加尖利。抗战胜利后，薛岳继续率部收复南部失地；汤恩伯则在1946年调往河南对日伪改编部队整编。时局骤变，历史把他们推向更复杂的角力场，这已非冈村宁次所能左右。

回到那句“撼山易，撼薛家军难”。一句评语，既是对指挥艺术的认可，也是对中国军队浴血八年的铁证。汤恩伯让侵略者懂得什么叫“代价”，薛岳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底线”。两人擅守、善攻，各自风格迥然，却共同撑起抗战正面战场的重要支点。冈村宁次的称赞，并非恭维，而是被战场一次次血火检验后逼出的事实。勿忘，此事实背后，是成千上万普通士兵与百姓的牺牲。刀光炮火早已散去，那一道被炮火烤得发黄的长沙城墙，却依旧在静默中提醒：真正能让敌人俯首的，从来不是敌军的敬畏，而是守土者不退一步的决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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