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军一张照片让越军胆寒，许世友：摄影干事立一等功！

战争，总在人类历史上刻下血与火的印记。

但在无数枪林弹雨之间，有一种力量，能穿越硝烟直击人心，那便是影像的真实。

一张照片，往往能比千言万语更具冲击力。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军摄影干事李永安冒死拍下的照片，不仅粉碎了越南的谎言，让他们胆寒，更震慑国际舆论、促使战争迅速收官。

这背后，是怎样一段鲜为人知的生死镜头？

又是一位怎样的“摄影战士”，将英雄的背影定格在世界的记忆中？

谅山告急

1979年2月，热浪尚未到来，但战火已在边境线悄然燃起。

就在《人民日报》刊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评论文章之后，一场席卷南方边境的战争骤然爆发。

这一刻，属于铁与血的时刻，属于每一个解放军战士的时刻，也属于无数不为人知却同样奋战的身影。

在这场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有一个名字反复被提及，注定要载入史册，那就是谅山。

它如同一块嵌在边境线上的枢纽，将越北山地与河内平原紧密相连。

向北，是崇山峻岭，灌木密布，是天然的屏障，向南，则是一马平川，稻田纵横，正通向130公里外的越南首都河内。

越军当然深知谅山之重要，早早就在这里布下重兵，第3师作为主力，外加地方部队和民兵守卫，还有第327师、337师与北太省197团陆续增援，几乎将能调动的兵力都压在了这里。

在阵地修建上，越军也是煞费苦心。

据战后统计，谅山周边共布设约两万个作战工事，密布着地雷阵、陷阱、伪装碉堡和交错交错的壕沟，构成一张密不透风的死亡之网。

就在谅山戒备森严、敌军集结之时，我国也同样在迅速调兵遣将。

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将军神情严峻，他一锤定音：

“27日拂晓攻击开始，谅山一间房子也不能留！”

一声令下，整个前线作战系统轰然运转。

三支精锐部队，55军、43军、41军，分别从同登、禄平、多克等方向，对谅山发起钳形攻势。

战争就是拼速度，拼火力，也拼决心。

为了一举摧毁谅山的核心设施，我军特别制定了一场代号为“万炮轰谅山”的战役计划。

这并非虚名，而是字面意义上的“万炮齐发”。

在谅山前沿阵地上，19个炮兵营、246门各型大口径火炮早已完成阵地部署。

观察哨、气象站、通信兵、火控人员多方协同，只等一声令下。

一声尖锐的哨音划破沉寂，如雷贯耳的炮火随之轰然而起。

数千发炮弹宛如从地狱中呼啸而出，直扑谅山市区的33个重要军事目标。

省府机关、军政枢纽、仓储据点、通信塔台、铁路桥梁，没有一处能逃过火力的覆盖。

越军的防线在这密集如雨的炮火下土崩瓦解，工事被掀翻，碉堡被摧毁，防区瞬间成片瓦砾。

残垣断壁下，是仓皇而慌乱的越军身影。

炮火之中，我军步兵紧随而上，像利剑一样直刺敌军要害。

敌军虽有顽抗，但在这场炮火洗礼下已然丧失组织能力，谅山外围的据点迅速被拔除，为后续主攻打开了口子。

战场之中，有着另一种沉默的记录者。

他没有端枪冲锋，却始终跟在最前线。

他叫李永安，是55军163师政治部的新闻干事。

此刻，他正埋伏在某个战壕之中，怀里紧紧护着的，是那台沉甸甸的照相机。

他必须用镜头，捕捉这一切，记录下这场浓缩于半小时的金戈铁马。

镜头上的信仰

有人说李永安是一个拿相机上战场的“战士”，也有人说，他是个“拼命三郎”。

但他自己清楚，他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也不是为了所谓的“前线体验”而来，他是为了一张照片，一张真正能代表这场战争灵魂的照片。

战争爆发之初，作为政治部新闻干事，李永安的任务本不在前线。

他的职责，是在后方拍摄缴获武器、采访俘虏，整理战地通讯，记录战果，整理宣传资料。

但他心里始终有个声音在呼喊，那不是他要的，他要的是“真实”，是“火线中的瞬间”，是将解放军最真实的英勇姿态呈现在人民眼前。

在同登战役打响之际，李永安主动找到师政治部领导，态度坚决地说：

“我是搞新闻摄影的，越是危险的地方，越需要我的镜头，只有身临其境，才能记录战士们最真实的样子！”

这番话说得铿锵有力，原本担心他安危的上级最终点头批准。

于是，从那一刻起，李永安不再是后方的“记者”，而是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生共死的“战友”。

他没有多余的行李，随身携带的只有相机、胶卷和一把自卫用的小手枪。

同行的战士每人都背着干粮、水壶、绒衣和随身用品，李永安却在一次次转移和躲避炮火中，逐一舍弃了所有生活用品。

他唯一护得最紧的，是那几卷胶片。

那是他拍下的战士们跃出战壕、炸毁敌堡、奋勇冲锋的瞬间，是敌军狼狈逃窜、枪支弹药散落一地的铁证。

他不只是记录者，更是守望者，等待着那最具价值的火光一现。

他的很多照片，都不是在安全地带拍出来的，而是用生命和意志拼出来的。

镜头背后，是千千万万人的牺牲，他不能辜负他们。

有一天战争会结束，子弹会沉寂，但照片会说话，会为那些无名英雄作证。

正因为这份信仰，他才甘愿用血汗换画面，用生命博画幅。

奇穷之桥

1979年3月4日凌晨，天还未亮，李永安背着相机，随55军163师489团第3营悄然绕过两个越南村庄，朝奇穷河方向潜行。

突击部队全员屏气凝神，而李永安这时却在心中反复琢磨一个问题，“怎么拍？从哪个角度？怎么能拍到最真实、最具冲击力的一刻？”

黎明六点整，炮声骤然打破沉寂，我军的“围歼攻坚战”正式拉开序幕。

李永安已紧紧贴着突击连队的尾翼，和战士们一同跃出战壕，朝目标冲去。

在冲锋队即将逼近桥头的瞬间，一阵高射炮横扫而来。

前排战士几人被直接击倒，血肉横飞，整条战壕像被锯开了一段。

李永安就近卧倒在桥边的斜坡上，滚落几米，差点栽入小溪。

他喘着粗气，从泥土中将相机拽出，拍下一张，几个战士正抱起伤员往回撤，背景是正在燃烧的越军碉堡。

这张照片后来被称为“血战前线”的代表影像之一。

当李永安再度站起身时，身上的军装早已破碎不堪，头盔也不知在何时滚落。他赤手攀着一块塌陷的桥基，双眼紧盯前线。

在一个短暂的停火间隙，李永安猛然看到一队突击小组已成功接近桥中央，他意识到机会来了，这将是决定谅山南部防线的关键一刻。

他立即背起相机，冲上桥身。

就在此时，一发炮弹落在距离他五米外的路基上，巨大的冲击波将他掀翻。

他倒在地上，耳中一片嗡鸣，鼻腔满是血腥与尘土，左臂被弹片擦破，鲜血染红了衣袖。

他挣扎着爬起，第一反应不是查看伤口，而是抓住滚落在地的相机，检查镜头是否破损。

万幸，相机安然无恙。

他趁着爆炸后的短暂静止，再次靠近桥中央，拍下决定性画面，战士们在火光与浓烟中站立，挺进敌阵，背景是断裂的桥梁与四处喷射的火焰。

此役中，李永安在桥头拍摄的照片，视角各异，内容完整，每一张都记录着生死一线的瞬间。

他望着相机中不断显影的画面，眼角泛起泪光，不是为自己所承受的痛苦，而是为那些在镜头中定格、却再也无法归队的战士们。

那些画面，将成为他们存在过、战斗过的证明。

一张照片

1979年3月4日，炮火虽未完全平息，谅山的硝烟却已渐渐稀薄。

我军南线突击队成功攻入谅山市区，敌军残部或逃或降，城内虽仍零星有枪声响起，但胜负已无悬念。

这座被越军视为“不可逾越”的战略要塞，被解放军狠狠打脸。

李永安随着163师489团3营的战士一路冲杀至谅山省府大楼附近。

他走在弹坑与瓦砾之间，心中涌动着一种莫名的激动，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是一张可以载入史册的照片即将诞生的瞬间。

眼前这座省府大楼，仿佛静静伫立在历史的背景前，它是典型的殖民风格建筑，厅堂式屋体，门前八字形展开的石阶对称有力，在战火中却奇迹般保持了基本的完整性。

这里曾是敌人的权力中枢，而今，我们站在这里。

李永安站在这片八字石阶前，敏锐地捕捉到了画面中的独特构图，这不只是一个建筑背景，它本身就是一张天然的舞台。

八字石阶由外向内延展，形成聚焦视觉的导线，断墙残垣与铁炮烘托出历史沉重感；而大楼门前的空旷处，正适合安放两个“主角”。

他环顾四周，目光落在两位战士身上，这两名战士，满身尘土，面容坚毅，手中仍紧握钢枪，半蹲靠在护墙后警戒。

他快步走上前，小声地询问：“同志，你们能不能站起来一下？只一会儿，我想拍一张照片。”

这两名战士没有任何犹豫，听罢立刻霍然站起。

他们一左一右，刚好立在八字石阶的转折点处，背景是古炮和石阶，身形笔挺如松。

那一刻，他们不是普通的士兵，而是胜利的化身。

他们向这个世界宣告：谅山已归我军掌控！

李永安几乎是本能地举起相机，快门轻响，镜头将这一刻永恒定格。

这张照片后来被命名为《攻克谅山》。

它没有鲜血，没有火光，但却比任何战斗画面更具冲击力。

当越南方面还在对外声称“谅山尚在控制中”“解放军被困北区山林”之际。

《攻克谅山》照片如一记响亮的耳光，击碎了所有谎言。

画面中谅山地标清晰可见，战士身后的省府大楼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我军已经占领市区。

这张照片不仅粉碎了越南企图拉长战线、等待国际支援的战略图谋，也稳定了国际对中方的信心。

它成为中国宣布达成战前目标、于次日3月5日主动宣布撤军的有力舆论支撑。

干净利落，不给第三方插手的机会。

许世友司令得知后更是说：“摄影干事一等功！”

那天的八字石阶早已清扫干净，战士们也早已调往其他前线。

但那张照片，定格了他们最光辉的时刻，仿佛两尊雕像般，伫立在国家荣誉与历史记忆的交界点，向整个世界，默默讲述着中国军人的胜利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