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开国中将遇害,警卫却在隔壁通奸,周总理：建国来最糟糕警卫

1970年12月16日23点30分，昆明军区大院里的最后一盏灯还亮着——政委谭甫仁在批阅当天的部队政工简报。写到“军民团结”几个字时，他合上笔记，吩咐警卫员李洪亮早点休息。谁也没想到，这竟成了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谭甫仁生于1908年，湘西山岭里长大。红军时期他在腊子口险隘硬是带着一个连撕开缺口；抗战阶段，他又在百团大战里堵住了日军一支装甲部队。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授予中将军衔，1955年调川滇边区，1970年初接任昆明军区政委。论资历、论声望，在省军区一级已属重量级。如果说昆明冬夜的寒意需要火盆来驱散，那么军区上下对这位老将军的敬意无须加温。

凌晨五点，三声闷响划破沉寂，听上去像被厚棉被捂住的炮仗。军区招待所的门卫楞神几秒，才意识到那是枪声。他冲进值班室抓起电话，拨给党委办公室：“42号楼，好像打枪了！”对面睡眼惺忪：“别瞎折腾，怎么可能？”“真的，快来！”两句话的交流，留存至今的内线笔录只花了七秒，却决定了此后十几个小时的紧急节奏。

赶到现场的救护车还没熄火，谭夫人王里岩已被抬出。眉心一点黑洞，血顺着鬓角流进枕巾。客厅里，谭甫仁倒在茶几旁，腹部、臂部、颅部各中一枪，军医探脉后摇头叹息：“血压几乎探不到。”副政委周兴边安排抢救边通过军线向北京呼报。电话那头，周恩来沉默了数秒，只留下两句话：“全力抢救，马上侦破。”

警卫无所作为的问题随即暴露。李洪亮承认，“听见枪响就往里屋躲了，怕牵连首长。”另一名值班警卫的去向让人哭笑不得：在隔壁佣人房与大他三十多岁的保姆卿某发生关系。调查组记录里保留了一句对话——周恩来听汇报时面色铁青：“从来没见过这么糟糕的警卫！”

案子得破，可线索有限。弹壳显示是59式手枪，军区里这种枪不到一百支，使用范围窄。保卫部清点枪械时，猛地发现两支手枪不知何时被调包，只剩空枪套。保管员被拉去审查，挨了一顿皮鞭，却什么都说不出。侦查在原地打转，周兴急得上火，连喝三瓶藿香正气水。

有意思的是，突破点来自一个十三岁的小孩。马苏红清晨去倒泔水，碰见一名高个军人打听陈汉中家在哪。小孩回忆不清面孔，只记得对方鞋底沾了一层红泥。侦查员灵机一动，翻出隔离审查人员名单，高个子、42码鞋、老家井冈山附近红壤土——王自正，保卫科副科长，正因历史问题关在战俘管理所。

王自正何许人？1949年前，他在家乡参加还乡团，卷入一起枪杀村武委会主任的旧案。解放军南下时改名换姓，混入我军。1969年身份被揭，军区政治部决定隔离审查。隔离点离军区保卫部不足三百米，巡逻强度一向松散，他对地形再熟不过。

12月17日零点，王自正趁换岗真空，从战俘管理所翻出，溜进保卫部库房，撬走两支59式手枪和二十四发子弹。他穿过机关食堂后墙，潜进42号楼小院。先闯夫人卧室，王里岩被惊醒，说了句“你找谁？”话音未落中弹倒地。谭甫仁在走廊听见枪声，吩咐身旁王文莹去叫人，自己则摸黑准备反击。王自正抢先开火，三枪命中，一切在四十秒内结束。

当日上午，专案组带着逮捕证去隔离室复核。门一开，王自正就把枪口对准接谈的陈汉中。砰——陈腿部中弹，踉跄着冲出：“快围！”哨兵闻声堵住出口。王自正退回屋内，翻窗无路，转身举枪，留下一声沉闷响动。

弹道、弹头、枪号全部吻合。更扎眼的是王自正随身带的小笔记本，第一页写着：“我要让他们知道，谁敢耍我就让他见血。”而第二页最显眼的名字就是“谭甫仁”。凶手已死，专案组只能复原过程，将卷宗逐级上报。1971年初，中央军委批示：对失职警卫员、枪械管理人员进行严肃处理，李洪亮记大过，另一名警卫开除军籍，劳改五年。

此后，昆明军区全面检讨警卫制度——夜间加岗，从“二人一哨”改为“三人一哨”；保卫部枪库重新加装两道密码锁；隔离场所搬至市郊三十公里外的石林农场。最直接的成果是此后十余年，军区未再发生一起枪支被盗案。

一些老兵私下议论：“王自正一人击穿了几层防线，也击痛了我们心里的麻痹。”话虽糙，理却足够硬。军队安全链条只要松一道，后果就可能是元老级指挥员的鲜血。对那一代军人而言，这场悲剧远比任何条令教育都来得震撼。

谭甫仁的遗体安葬在滇西烈士陵园。碑文简单，一行小字写着“革命到底”。陵园管理员回忆，每年清明，总有不相识的老兵悄悄来敬一杯酒。有人低声道：“老政委，枪声停了，咱部队还在。”一句轻飘飘的话，把哀痛藏进风里——纪律与警惕，从此成了昆明军区最醒目的两道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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