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共产党发展规划的时间逻辑

中国共产党将长远与当下统一的智慧，具象化为一套多层次的规划体系，确保其时间智慧能转化为实践效能。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规划中展现的时间智慧，在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背景下更显可贵，也为思考大变局下国家发展和全球治理问题提供启示。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要在短时间内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就必须制定一种能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快速促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积累的时间战略。这种时间战略必须既能够确保我们“赶上时代”“与时代同行”“引领时代”，又能够让我们在“压缩现代性”的加速过程中保持新的平衡。全球著名投资家瑞·达利欧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一书中提到，中国决策者具备哲学意识，善于从更大、更渐进的视角，为未来而未雨绸缪。的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重视并强化战略思维，保持战略定力，准确认识世界发展大势，将对时间的认知融入一套阶梯式递进、不断完善的发展规划体系，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展现了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和治理智慧。

时间哲学的深刻变革

“要抓住这个时间窗口”“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的宣示重若千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间哲学的深刻理解。

人类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时间观，一种是前现代社会循环往复、厚古薄今的周期性时间观，它将社会理想秩序寄托于往昔或先贤。其与农耕时代人们的劳作方式有着密切关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产生活是从容闲适的、有韵律节奏的，当然也不免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另一种是在现代化展开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简单线性、无限进步的时间观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形成的深刻动因，植根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及生活步调加速。在竞争逻辑推动下，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剩余产品持续增长。人类被裹挟进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社会亦进入到一个“强制进步”的全新节奏，当然也不免在时间的“加速”中本末倒置、“见物不见人”。自此，人类的时间体验也被资本与技术全面重塑。

马克思有言：“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马克思主张将时间作为人拓展自身、实现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这对中国共产党人启发甚深。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百余年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主动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来定义时间，并实践着“将时间转化为人的发展空间”的理念；同时，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最终将时间具象化于一整套兼顾长远与当下的战略规划体系。这种对时间的独到领会，并非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继承，实际上还源于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深切的忧患意识与艰辛的救亡实践，源于对现代化这一历史使命的自觉承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近代以后，中华民族被各种内忧外患耽误的时间太久了，因此中国人民始终有着超乎寻常的紧迫感、时代感。为了实现民族复兴，“我们必须同时间赛跑、同历史并进”。

由此，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消极被动地等待时间的流逝，而是将自身看作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在尊重历史规律之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将时间看作可以通过主动塑造、科学规划的历史过程，既着眼当下又立足长远。这种新型时间哲学承继了中华文化“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的时间观，克服了西方线性进步观的局限。人的主体性、国家发展的可能性、社会治理的能动性被“时间规划”和“规划时间”激活，呈现出生动活泼、昂扬向上的发展状态。

时间治理的实践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他也曾对时任意大利总理孔特这样阐述——我们对于时间的理解，不是以十年、百年为计，而是以百年、千年为计。这向西方社会表明：中国共产党思考问题并不受一时的政治周期或经济波动影响，而志在实现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和人类社会的大同团结。无独有偶，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接见外国政党代表团时也曾提出：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此语也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耐心与战略定力。

耐心与定力唯有付诸实践，方能激发出推动社会变革的磅礴伟力。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将长远与当下统一的智慧，具象化为一套多层次的规划体系，确保其时间智慧能转化为实践效能。

首先，最顶层的是战略指引层，主要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持续上百年的判断，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长期谋划，以及“分步走”的战略蓝图。这就要求准确判断内外部形势，确定时代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解决国家发展大方向的问题。它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保持历史耐心的总基调，也是所有规划的总依据。由此，我们主张“一张蓝图绘到底”，倡导“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与“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甘于投身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业。

其次，发挥衔接作用的是发展规划层，即把上述“分步走”的步骤以五年为间隔来制定五年规划，后者也成为治国理政框架中打通远景目标与年度任务的重要枢纽。这一枢纽与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党代会，一同形成政治定向与政策执行有序协同的一体化设计。这种设计本身也从制度安排上决定了“一茬接着一茬干”，并能够根据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灵活调整重点工作任务。此外，中央和地方层面还构建覆盖多个领域的规划体系，比如《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等，形成共促改革攻坚的强大合力。

最后，是抓落实的执行操作层，这主要是通过每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确定政策基调，并通过来年的两会，依托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过去一年工作成就和不足的基础上，部署当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政策取向及工作任务。由此，社会发展蓝图被分解为具体的年度工作任务，确保狠抓落实、久久为功。

上述三层规划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以细节决定成败的韧性和耐性勾勒出逼近圆满的宏伟蓝图的时间治理实践。它既兼顾了“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又辅之以机动调整政策方针的战略灵活性，构成了稳定而高效的实践框架。

时间智慧的当代价值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规划中展现的时间智慧，在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背景下更显可贵，也为思考大变局下国家发展和全球治理问题提供启示。

一方面，这种智慧体现了长期主义的发展原则，是对现代社会发展弊病的有力回应。受工具理性和市场思维的影响，现代社会存在突出的“即时满足”或“短期偏好”现象，个人、企业甚至政府在功绩或效益的驱动下，会不同程度地过于关注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这种现象在数字化生存下更是被技术逻辑空前地放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通过制度化的长远谋划，确保国家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沿着既定目标勇毅前行，防止出现方向性、颠覆性错误。从摆脱贫困到全面小康，再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都体现了这种远见。

另一方面，这种实践智慧为世界提供了应对发展难题的中国方案。“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中国将现代化这个宏大工程不断从宏观到微观进行细化、精准化的、具体而微的目标任务分解，实际上也呼应了马克思所指出的，“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中国在发展规划推动下，使既定目标实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逐步收敛为零。社会不断进行量的积累、实现质的跃升，整个现代化进程展现出阶梯式递进、波浪式前行的图景。即便针对国际问题，中国致力于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与长期繁荣进步，也贯穿立足长远、持之以恒的战略思路。这种兼顾长远与当下、理想与现实的中道智慧，为世界各国思考如何驾驭改革发展问题，以及应对全球挑战提供了可行方案。

（作者曹东勃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王艺腾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