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 | 燕南园61号：赵承信、林培志夫妇

1935年赵承信、林培志夫妇在燕东园38号家宅书房中合影

文 | 徐泓

1945年8月底，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赵承信一家五口，从早到晚，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从城里搬家到西郊燕南园61号。作为燕京大学法学院战后复建的主持者，赵承信是继总务长蔡一谔之后，搬入燕南园的第二家。当时这个园子“房舍倾圮，蓬蒿没人，三径荒芜”，还在加紧清理之中。

一

赵承信，广东省新会县人。1907年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他是家中的独子，父亲从医，曾留学美国。他1926年毕业于广州培英中学（原名培英书院，1879年由美国长老会创办），以优异成绩保送入燕京大学。1930年毕业于燕大社会学系，获学士学位，即自费赴美留学。

1933年赵承信学成归国重回母校，1934年秋季受聘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承担社会学原理、人口学、统计学、都市社会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有关资料对此的说明为：他是该系1930年的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做的是《广东新会慈溪的土地分配调查》。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就读，1933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实业部任专门研究员一年。

1922年，燕京大学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合作创办社会学系，比首创社会学系的沪江大学只晚一年。早期聘有6位美国教师，20年代末30年代初留美归国的吴文藻、雷洁琼、严景耀、赵承信等开始执教。1934年吴文藻先生任系主任，1938年他因战争离开北平南下；系主任由赵承信接班至 1941年2月燕京被封。1942年留美归国的林耀华，在（成都）燕大出任社会系主任，1945年北平复校后继续担任此职，直到1952年燕大社会学系合并到中央民族学院。复校后赵承信仍在社会学系讲课，同时担任着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社会学系是法学院辖下的九个系之一。

有学生回忆，“40年代末的社会学系主任是林耀华先生。林先生开设体质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当代社会学说、初民社会等课程。法学院院长赵承信先生开都市社区、人口与社会等。严景耀先生开社会学理论、文化接触与社会变迁、法律与社会、犯罪学等。雷洁琼先生开社会行政、妇女与社会等。陈永龄先生开边疆社会、社会调查方法等。”如此强大的师资阵容，展现了“燕京学派”遵循吴文藻先生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理念治学取得的成果。

最近30多年来，逐渐恢复元气的中国社会学界，发表过不少论文，系统论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术传统与研究特色。我发现其中几乎都会找到重新反思和评价赵承信学术地位与贡献的段落。有一位学者甚至提出：“赵承信是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界著述丰硕、见解独到但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学者”。燕京学派的贡献在于把“人文区位学与功能人类学有机结合,使带有本土性学科意识的社区研究崭露头角。在此历程中,赵承信是重要的引介者,推动者”。

获益于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学习经历，赵承信在国内最早系统研究和介绍了人文区位学（Human Ecology）。1933—1934年，他先后在《天津益世报》副刊“社会思想”栏目第56期及第58—62期发表《派克与人文区位学》《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等文章，系统介绍人文区位学理论。从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深入阐释了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的联系与区别，尤其是细致介绍了功能派的社区研究法，其目的是为了“替人文区位学和功能派社会人类学建造一座桥梁，结合二者的特长来做中国农村的社区试验”。

在此基础上，赵承信提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要从四个方面努力：（1）应多注意方法论的问题；（2）对社会现象的时空连续性要重新做理论的检讨；（3）要将社区研究的范围推广；（4）对一个社区要做科学实验室式的继续不断的研究。

赵承信认为，“社会学研究不能是空谈所能成功的，社会学的理论即是一般社会学家从体验、观察和推理得来的。学理的意义就是要从实际生活中反映出来”。为此，赵承信带领学生在北平周边清河镇、平郊村、八家村、树村等地长期坚持实地研究，他创造性地提出“村镇社区”模型,随即主导了平郊村这个“社会学实验室”。

位于北平燕大东北郊区的清河镇及其周围的约40个村子，有着相似的物候、生态与生产生活方式，是理想的调查场所。1928年，在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的主持下，燕大创立了清河实验区。

但抗战爆发后，这个实验基地已经难以为师生所利用。在赵承信的带领下，燕大社会学系将距离校园不到半个小时脚程的平郊村（前八家村）开辟为新的“社会实验室”。此后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被迫中断四年多，但在燕大复校后，平郊村这一实验基地又立即恢复运行，直至1949年。平郊村试验室的设立，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对研究方法的实验。

赵承信倡导的对中国村镇社区的研究，采用的方法分别源于美国芝加哥学派人文区位学的社区研究，以及英国擅长部落社会研究的人类学功能论。这两者是否适应中国的村镇社区研究？赵承信通过平郊村实验探讨这个问题，得出结论：这两种社区研究法皆可适用于对中国市镇和乡村开展社区研究，并从理论上阐发了“村镇社区”这一概念，借以强调其不同于“都市社区”和“初民社区”的特质。

平郊村成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经济学系学生的一个长期研究基地，有数十位学生在此调研完成毕业论文。“仅从1940年与1941年的几篇毕业论文来看，我们便可知道这些研究所试验的方法包括观察法、体验法、个案法、统计法、文献法、访谈法、旁证法、联络感情法，以及讨论班的方法。”“这个‘社会学实验室’将近十年的努力，不仅丰富了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形态与内涵,也提升了其与海外学术对话的能力。”“尤其是这段时期的社区研究所倡导的对研究方法的试验，体现出相当程度的方法论上的反思与自觉意识，对今天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引进外来学术理论和方法推动本土化，不乏借鉴意义。”以上评论均摘自学者们研究燕大社会学系的论文。

1941年夏，赵承信全家在燕东园

在这段“留守办学”的艰苦岁月里，赵承信家住燕东园38号，夫妇二人育有三个女儿：赵宗群、赵宗平、赵宗慈，都年龄尚小。

赵宗平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曾提到父亲常下乡搞调查研究：

父亲患有严重的花粉与草过敏症，每年从春季到秋季犯病，严重时因咳嗽而彻夜不眠，但是他不顾病情亲自参加在北平郊区清河镇的综合调查研究，并且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经济学系开辟了平郊村基地。母亲看到每次父亲从农村调查回来过敏症病情更加重，就非常担忧，劝父亲休息一段。但是父亲一贯视农村考察为自己必须做的工作，在服药后又继续参加调查。

二

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队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那是北平时间12月8日清晨。驻扎在西苑的日本宪兵队迅速开来，校园断绝出入，燕京大学被封。日本宪兵首先侵入贝公楼，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大日本宪兵队”封条。随后驱赶学生集中在贝公楼礼堂，中国教职员集中在女体育馆，外籍教职员集中在临湖轩。大约11点，宪兵队大佐荒木宣布占领燕京大学，若有反对行动，必军法从事。

学生们在忙乱中焚烧销毁书籍笔记，空气中充满灰烬味，未名湖冰水上漂浮着撕碎的信件纸张。当晚日本宪兵在各宿舍楼门口贴出“禁止出入”的告示，22点多日本宪兵和伪警察按照黑名单开始捕人。

最初看到的叙说是：1941年2月8日夜晚，日本宪兵队强行闯入陆志韦、赵紫宸、张东荪、赵承信、陈其田、刘豁轩和林嘉通七位教授在东大地的住宅，野蛮地进户抓人，把他们押送到学校贝公楼关起来。

但后来赵承信的第一手信息对这个叙说有所校正。据他回忆，1941年12月8日下午，由于被怀疑参加抗日活动，他与陆志韦、赵紫宸、张东荪、陈其田一道被日本宪兵队扣留在贝公楼。晚上，刘豁轩、林嘉通亦一同被扣于法学院办公室（看来只有刘豁轩和林嘉通是从东大地家中被押走的）。次日下午4点，这7名教授与11名燕大学生先是被转送至西苑日本宪兵分队，随后又被载重汽车拉至位于沙滩红楼的日本宪兵总部，经过搜身核查，除衣裤外不留一物，被扣押在地窖子内的拘留所里。随后送进这里拘留的燕京大学教师逐渐增多，12月下旬就有萧正谊、沈寿铨、洪煨莲、蔡一谔、邓文如、侯仁之等人来到这里。

1942年2月2日，赵承信与陈其田、刘豁轩等11人从拘留所被带至军事法庭，经过简短的过堂，遂被送至北平东北角的日本陆军监狱。他们先是同住一间“西大监房”，半个月以后又被分开住在不同的房间，赵承信一人一间，空前的孤寂随之而来。迨至4月1日，始与侯仁之及一位佛教徒同屋20多天，后因患病又独居一室。

赵宗平在《怀念父亲赵承信》一文中说：

天寒地冻，陆续有人开始生病，感冒、咳嗽是小病，传染病是最可怕的，监狱里有了斑疹伤寒，爸爸被虱子咬后传上了，高烧昏迷两周，卧床不起，饮食不进，人已瘦得不成样子，极度虚弱。还有人得了急性痢疾，,拉稀没手纸，撕衣服来擦，最后严重脱水，倒在地上不能动，日本怕这些著名教授死在监狱，国际影响太大，只好提前释放这些重病号。这样，父亲才得以获准出狱医治，但不准离开北平。

1942年5月25日，赵承信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获释。

赵宗平在回忆父亲的文章里，记下了赵承信出狱回家的这个夜晚：

有人敲门，母亲和我们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位披散着长头发，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男士，我们都吓坏了。母亲认出是父亲，慌忙搀扶父亲到屋里坐下。那时我们姐妹三人不足6岁，4岁和2岁，还是不懂事的孩子。父亲转过身来喊：“老大、老二，你们不认识爸爸了？”

赵承信出狱后，坚持不在日伪统治下工作。为维持全家生活，夫妇俩变卖了家中一切可以换钱的东西。经过半年多的休养，于1942年12月8日开始写作《狱中杂记》，这是在关进日本宪兵拘留所的第十天，他就萌发的一个想法，他要用美国社会学家林德曼提出的局内观察法，进行一次社会学实验，凭借记忆对其狱中的所见所闻作了尽可能精详的追记，并从理论和方法论相结合的角度对这份追记作了深湛的社会学阐释，直至翌年5月25日完稿。这里的时间跨度与他狱中生活的时间完全一致，也是按照“局内观察法”的研究方法所设置。这绝非某种偶然的一致，相反，这样的安排恰恰凸显出赵承信追记这段经历的良苦用心。1945年8月15日，当得知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消息后，他又重读此前的这份述记，并以此为材料写成一篇社会学注释。

《狱中杂记：一个社会学的解释》，1943年成书，1946年出版。70年以后，2015年9月三晋出版社出版了《狱中杂记/囚居丛书》。对该书的介绍：它是《囚居丛书》系列（共4册）首部作品，社会学学者赵承信撰写的纪实文学作品，基于作者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逮捕囚禁半年的真实经历创作而成。全书分六个章节，通过“铁窗风味”“被审”“拘留人之形色”等篇目，以社会学视角记录狱中群体生活、囚犯精神状态及日常审讯细节，文字风格平实客观。书末理论分析监狱社会形态。该书既保留了北平沦陷时期知识分子受难的历史记录，又呈现了社会学田野调查的独特观察维度。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还有重要的社会学价值。

三

1946年赵承信一家住在燕大燕南园61号。后排左起：林培志、赵承信；前排左起：赵宗慈、赵宗平、赵宗群

搬进燕南园61号的第二天早上，赵家的二闺女赵宗平就推开屋门，走出去东张西望。

她的眼前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有许多大树，周围有松墙环绕，共有三个松墙门。正松门是用门两侧的松树连起来，做成一个半圆顶。有一条小砖路直通这房子的正大门，小路两侧种着两排草花。修剪极好的绿草地直铺到与邻家相隔的松墙。后门和侧门很简单，只是方便到62号、59号等其他人家。

她的目光很快被小楼东面两棵巨大的藤萝树吸引，粗大的枝干盘根错节，一路沿着木架向一楼、二楼阳台爬上去。这里正是61号院一个标志性的植物景观。57号住户作家宗璞在《霞落满天》一文中描述：“61号的藤萝架依房屋形势搭成斜坡，紫色的花朵逐渐高起，直上楼台”。可以想象，当藤萝花开的时候，密密叠叠，倾斜而下，如一道淡紫色的瀑布，景色如画。

61号楼本身也有一个标志性的造型，它是一栋二层小楼，有主楼、侧楼两部分，侧楼的顶部从南向北呈坡度逐渐下斜，与其他小楼的屋顶迥然有异。当年杨光他们钻进耶鲁大学图书馆翻阅照片档案资料时，就是凭“大斜坡”这个特征，解开了门牌编码旧59号和新61号是否同一座楼之谜。

61号楼东边那栋平房建筑就是新59号。前文已经讲过，我的父亲徐献瑜参与了燕京大学数学系的复建，他和我母亲在1945年冬天搬进了燕南园59号，和赵承信家做了邻居。其实赵承信家与我们家是熟人了，1944年4月我父母婚礼上，两个漂亮的小花童就请的是赵承信林培志夫妇的两个女儿，长女赵宗群做女花童，次女赵宗平女扮男装，出演了一个可爱的男花童。我的母亲韩德常还曾经教过她们弹钢琴。

燕京大学复校之后，随着国共两党的对抗，形势越来越复杂，学潮迭起，游行、罢课接踵而至，正常的教学秩序很难维持，教授团体内部也出现观念分歧。赵宗平回忆：

家里有时来一些进步青年，父母显得非常严肃，并且家中也略带紧张气氛，我们不懂发生了什么事情。父母叮嘱我们：谁也不许对外人讲家中的任何事情！在学校听同学讲，国民党特务来燕京大学搜捕进步学生，我们猜父母是把进步学生藏在了家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父母痛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希望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使中国富强起来。父亲和燕京大学的师生们一起，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在国民党特务来燕京大学搜捕进步学生时，父亲多次让进步学生在家中躲藏，并且帮助进步学生到延安去。

1948年1月，根据燕大校方决定，赵承信赴美考察一年，重点关注战后美国教育。是年冬，他得知辽沈解放，即要求提前回国，于1948年11月23日抵达北平，随即投入燕大护校斗争。

赵宗平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邀请列席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还多次受邀参加劳动节和国庆观礼，1954年父亲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又被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委负责人。每次父亲观礼回来都非常激动，我们也为父亲感到骄傲。但是，每次父亲都说：看到祖国一天一天强大起来，真是令人高兴。对比之下自己做得还非常不够。因为自己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更要加强思想改造，要为社会主义祖国多贡献力量。

爸爸知道一个新国家的建设需要钱，就把燕京大学预先帮助存在美国的自己的退休金调回中国。新中国第一次发行公债券时，爸爸把这些钱全部买成公债，他是要尽自己全力支持新国家的建设。

1951年按照苏联高校学科的模式，社会学系撤销，分建民族学系和劳动学系，燕大社会学系的大多数教师都愿意去讲授与社会学关系密切的民族学，于是赵承信主动承担起没人敢做、没人想做的工作——建立全新的“劳动系”。

1952年5月，根据中央改造调整旧大学的方针，燕京大学被撤销，一分为八，并入八个院校。为了保障调整顺利进行，教育部先对燕大领导班子做了调整，指示如下：“你校的校务委员会，本部同意改组，兹决定由翁独健、蒋荫恩、褚圣麟、翦伯赞、侯仁之、严景耀、赵承信、李德滋、王平、谢道渊等十人组成新的校务委员会，并由翁独健代理校长职务，主持校政。”

赵承信在这个新的校务委员会里。作为燕大法学院院长，在把燕京大学一分为八的调整过程中，他做了大量工作，最后自己带头服从组织分配，离开了几十年工作与生活的燕园，来到了劳动学院，那是一个全新的、没有地址、没有筹备人的学院，后来在二次调整中转入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任教授。

1958年初，赵承信因建议和赞成恢复社会学系而被错划为“右派”。

赵宗平回忆说：“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和漫画从一层门洞一直贴到我们家住的第四层楼道和住宅的房门上。强加给父亲的罪状有四条，均是在整风会上父亲善意提出的意见。父亲受到的处分是，取消教授职称，降三级，每天打扫教学楼的楼道和厕所，住房也被减少到与别家共住一套居室。”

1958年秋季开始，赵承信咳嗽不止，多次到校医院检查，一直当成重感冒、气管炎和过敏治疗。后来病情愈来愈重，到1959年初，最后确诊为肺癌晚期，已经转移到淋巴。去世前，他恳请党组织考虑摘掉他的“右派分子”帽子，恢复教授职称。赵承信于1959年10月9日病逝，年仅51岁。

1979年4月，他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以改正，恢复名誉。

赵承信、林培志的三个女儿，从小在燕园长大，先后住过燕东园38号、燕南园61号、燕南园58号，在燕大附小、燕大附中上过学。她们对燕园、对燕京大学、对老燕京人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人到暮年更加浓烈。我曾接手《燕大校友通讯》的编辑，收到过赵宗平一篇来稿《怀念父亲赵承信：记一个普通的燕京家庭》，这是我编稿以来收到的篇幅最长、回忆最细腻、故事最丰富的来稿，当时特意加上编者按，把它分上下两次刊出。在这次写作燕南园时，我也采用了文中一些细节，来追寻与还原当年燕京大学的神韵。

最近在《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公众号上，我读到赵宗慈的一篇文章，文中披露了两个好消息：

一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岳永逸教授和他的博士生正在着手整理准备出版《赵承信文集》，他们深知“赵承信先生之于中国社会学、人口学的创建和发展的重要性”。

二是《1928—1937年北平的大学教育与女性写作——以燕京大学为中心的考察》已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林培志在这个学院风格鲜明的女性写作群里名列第一。

林培志是燕京大学国文系1926级本科生、1932级研究生。1931年她的硕士论文《水浒的史实与创作》，在郑振铎和郭绍虞两位教授悉心指导下，得到好评。林培志从入学即被冰心老师看好，得到多年的教诲和培养，她在1930年代发表过不少作品，如《娜拉的道路》等。如今70年过去了，后辈学者的目光终于注视到了林培志，并评价“以林培志为首的这个写作群体，在女性学术传统上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

这两个信息，尽管迟到了，但对赵承信、林培志夫妇的在天之灵，仍不失为一个温暖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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