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一份呈批件被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
毛泽东扫了一眼内容,脸色立刻变了,猛地拍了下书桌。
呈批件上写着“黄慕兰,女,48岁,叛徒、特务,拟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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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着怒气说:“她哪是叛徒?她是咱全党的恩人!”紧接着提笔写下“立即停刑,彻查!”。
这十四个字,把已经被拉回刑场的黄慕兰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能让毛主席如此动怒并亲自改判的人,绝不是普通人。
名门闺秀的叛逆
1907年,黄慕兰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开明士绅家庭。
她的父亲和谭嗣同是刎颈之交,戊戌变法失败后还在暗中资助革命党。
这种家庭氛围,让黄慕兰从小就和别的闺秀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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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饱读诗书,却坚决拒绝缠足。
家里给她安排了包办婚姻,她直接选择“逃婚”。
1923年,她进入长沙周南女师读书,和向警予、蔡畅成了同窗。
在这些进步人士的影响下,她接触到了革命思想。
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19岁的黄慕兰剪掉辫子、穿上戎装,在汉口加入了共青团,没多久就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还被任命为汉口妇女部部长。
本来想,出身名门又早早身居要职,她的革命之路或许会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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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发现,这条路上的危险和牺牲,一点没少落在她身上。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黄慕兰和新婚丈夫宛希俨奉命转入地下。
宛希俨是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两人成了革命伴侣。
南昌起义失败后,宛希俨率残部转战赣南,黄慕兰挺着孕肚留在南昌潜伏。
她用米汤密写情报,靠着“阔太太”的身份掩护交通站。
1928年春,坏消息传来,宛希俨在赣南游击战中牺牲,头颅还被敌人悬在城墙上示众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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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兰强忍着悲痛,把刚出生的儿子寄养在老乡家,一个人去上海向中央报到。
从这时起,她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隐形”生涯。
刀尖上的两次力挽狂澜
到上海后,组织为了掩护黄慕兰的身份,安排她和中央特科成员贺昌结为“革命夫妻”。
贺昌是中共早期军事领导人,后来和彭德怀、滕代远并肩作战。
黄慕兰也调入中央特科,在周恩来、陈赓的直接领导下负责情报和营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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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化名“黄素”“黄定慧”,把自己打造成“上海滩名媛”。
舞厅、赌场、律师事务所这些地方,都成了她的情报战场。
她靠着过人的胆识和口才,搭建起一张覆盖法租界、公共租界、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情报网。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在公共租界被巡捕房逮捕。
他当时化名为“李世珍”,身份还没暴露,但巡捕房搜出了大量文件。
这些文件一旦被译出,不仅关向应性命难保,上海的中央机关也会被一锅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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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连夜召见黄慕兰,让她“不惜一切代价”救人。
黄慕兰很快锁定了关键人物法租界刑事法庭书记长官陈其寿的儿子,大律师陈志皋。
她盛装参加宴会,和陈志皋跳了好几次舞。
席间,她以“同乡遇冤狱”为由,恳请对方出面保释。
陈志皋被这个风姿绰约又谈吐不凡的女郎打动,答应试一试。
几天后,陈其寿亲自出面,以“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为由,迫使租界当局释放了“李世珍”。
后来,关向应成了红二方面军政委、八路军120师政委,和贺龙成了“黄金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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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刚过去不到两个月,黄慕兰又在舞厅里听到了陈志皋的一句闲话。
陈志皋说:“巡捕房抓了个60岁的湖北人,镶金牙、断指,没动刑就全招了。
”黄慕兰心里一紧,这说的不就是中共第三任总书记向忠发吗?向忠发掌握着几乎所有中央核心机密。
她借口“头痛”离席,连夜通过潘汉年给周恩来报信。
中央机关火速转移,果然,第二天清晨,向忠发带着巡捕房挨家挨户搜捕,最终全扑了空。
周恩来、瞿秋白、博古等几十名领导人,都因为她这个及时的情报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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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的隐蔽战线,能完成一次这样的任务就已经是大功一件。
黄慕兰接连两次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说她是“全党恩人”一点都不为过。
从死刑犯到平反:信仰扛过二十年沉浮
1933年,贺昌在赣南战斗中牺牲,黄慕兰再次成了“遗孀”。
为了继续潜伏,组织批准她和陈志皋“假戏真做”,正式结婚。
之后十几年,她利用陈家在法租界的背景,做了不少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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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营救过“七君子”,护送过邹韬奋、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名流。
抗战爆发后,她还协助廖承志、潘汉年建立沪港情报通道,把日军密电、汪伪动态不断送往延安。
可谁也没想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位功臣却遭遇了灭顶之灾。
上海解放初期,黄慕兰被编入上海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但因为“曾入国民党、与特务头子交往”,她被列入了“内控名单”。
为啥没人给她证明?因为她的任务太过敏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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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知情的周恩来、陈赓、潘汉年,要么忙于政务,要么自身难保,根本没法出面作证。
她成了一个“没有档案、无人证明”的“黑干部”。
幸好,这份死刑判决书送到了毛泽东案头。
毛主席还记得这个在隐蔽战线立过大功的女人,一句话救了她。
之后,周恩来、李克农出面调阅特科残档,找到了周恩来当年亲笔写的“黄定慧同志工作成绩卓著”的鉴定。
潘汉年、陈赓也分别写了证明材料。
三个月后,黄慕兰被无罪释放,但还是以“特嫌”名义被下放到上海郊区农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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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为洗清冤屈就能安稳度日,可“文革”风暴一来,她又因为“特科旧案”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这一关就是十年。
在监狱里,她每天把肥皂搓成笔,在《毛主席语录》的空白处默写《离骚》《木兰辞》。
放风的时候,她还偷偷教年轻犯人识字。
狱友后来回忆,她始终腰板笔直,说“我们共产党人最讲信仰,我无罪,历史会还我清白”。
毫无疑问,这种在绝境中对信仰的坚守,比任何功劳都更动人。
1980年,在邓颖超、黄克诚的亲自过问下,中央组织部重新审理了黄慕兰案,给出了彻底平反的结论,恢复了她的党籍,让她享受老红军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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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73岁的黄慕兰拿到鲜红的新党证时,眼泪止不住地流,说“我又回家了”。
平反后,黄慕兰被安排为上海市政府参事、政协委员,月薪参照正省级。
她把大部分工资捐给了希望工程,自己独居在上海愚园路的一间老公寓里,每天读书、写诗、练书法。
1993年,她移居杭州,写下了回忆录《黄慕兰自传》,为隐蔽战线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2017年2月7日,黄慕兰在杭州辞世,享年110岁。
她家中的灵堂高悬着四个字:“信仰不灭”。
从19岁剪辫入党,到48岁被判死刑,再到110岁仙逝,黄慕兰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隐秘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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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三度丧夫、四次入狱、五改姓名,救过周恩来、关向应,护过“七君子”和文化界人士,却在胜利后被自己人押赴刑场。
如此看来,毛泽东那句“她可是咱全党的恩人”,不仅救了她一命,更点出了一个真理。
历史或许会暂时遗忘一些人,但绝不会永远埋没那些为民族燃烧过的灵魂。
黄慕兰这个曾被历史烟尘淹没的名字,最终还是和山河同在,与星辰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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