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卫立煌被老蒋软禁，遂致信我党恳请善待老母，毛主席点头同意

1955年3月28日，春寒料峭的北京西直门外，一列从九龙开来的专列缓缓驶入站台。人群簇拥中，身形略显佝偻的卫立煌扶着扶手下车，他先抬头望了望北方的天空，才迈出第一步。谁也想不到，这一步距离他写下那封“恳请善待老母”的电文，已过去整整六年。

1949年2月的南京城依然在冷雨里昏沉。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负已分，蒋介石的视线却牢牢盯在被软禁在中山陵旁寓所里的卫立煌。对外理由是“疏失军机”，实际上老蒋对他在东北“按兵不动”耿耿于怀。卫立煌心如明镜，形同囚徒的日子里，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合肥老家那位七旬老母。

几番思量后，他让警卫找来纸笔。电报写得并不长，却字字斟酌：“东北兵败，罪责在我，惟愿军政领袖垂怜家慈，入皖时加以保护，免其惊惧。”落款只是“卫立煌顿首”。赵荣声把电文译成密码，秘密发往北平。没多久，朱德回复的电报被细心裁成巴掌大小，藏在暗袋里送到他手中：“主席已批，予以照顾。”短短十二字，令他长舒一口气。

其实卫立煌与中共早在抗战岁月结下不解之缘。1938年春，山西韩信岭争夺战，他麾下第十四军被日军包围，粮弹将尽。八路军派出左权、彭德怀协同出击，截断日军辎重。卫立煌趁夜突围，得以保存三万人马。那次生死之交，让他第一次对延安生出敬意。八路军要弹药，他批给；要罐头，他也不吝。有人提醒他说“委员长会不高兴”，他只淡淡一句：“前线听枪声，不听闲话。”

蒋介石多疑，眼见卫立煌与共产党眉来眼去，1946年干脆把他支去“考察欧洲战术”。卫立煌心领神会，不置可否地在巴黎蒙马特闲晃，直到1947年10月突然收到“赴沈阳主持剿总”的密电。临行前，他跟夫人说：“若真要动刀枪，我宁可慢半拍。”夫人叹气，却也明白他的心病不在成败，而在兄弟相残的荒谬。

事实证明，他的“慢半拍”毁掉了国民党在东北最后的机会。廖耀湘向锦州猛冲时，他故意迟发弹药；杜聿明急电求援，他只是摇头叹息。蒋介石愤怒中将其撤职查办，以安大佬之心。1948年12月，他回到南京，旋即被关进梅苑新村，政战处安插了好几个特务，日夜监视。

软禁期间，他日日写日记，写到母亲时总会停笔半晌。1949年初，解放军沿津浦路南下，他索性放手一搏，将求助信发往北平。毛主席批示邓小平：“务必妥善保护卫公母亲。”2月下旬，合肥地下党组织已将一批干粮、药品悄悄送至卫府，并派专人日夜巡看。老太太虽不知详情，却也感叹“共产党做事厚道”。

4月，南京易手。卫立煌被押往上海，再转香港“自生自灭”。蒋介石一纸函电要他去台湾，他直言“身体欠安，难成行”。有人劝：“只要上飞机，一切无忧。”他笑答：“脚一离地就成俘虏，宁可留在海边吹风。”1950年10月，新中国成立周年，他冒险给中央发来祝贺电报，那天香港电讯局的报务员还诧异：“卫先生真不怕被查？”

时间来到了1954年。蒋介石同美国签下《共同防御条约》，公开依附外力。卫立煌拍案而起：“这同丧权辱国有何异！”他开始频繁撰文，呼吁台湾停止敌对。香港报馆登出他的署名文章《故国寸心》，标题简洁，却激起千层浪。周总理注意到这位老将的态度，在一次外事接见后轻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差不多该让卫先生回家了。”

1955年初春，邀请函经多方辗转送到九龙。卫立煌看完，沉默良久，然后把纸折得整整齐齐：“走吧，回去见见主席。”返京当晚，中南海灯火未眠。毛主席站在台阶口，两人相握的瞬间，卫立煌有些哽咽。主席开口：“你母亲安好。”他点头，回答得像军礼般干脆：“谢谢，主席记得。”

这之后，卫立煌被安排在国防委员会，兼任政协常委。每逢会议，他最爱谈的依旧是“把两岸的桥修起来”。1960年1月17日清晨，他在协和医院病房安静离世，终年六十三岁。病危前一天，他交代子女：“我欠延安一桌酒，来世再补。”

卫立煌这一生，兵戎沙场四十载，也绕不开政治的漩涡。硬要总结，无非两句话：乱世里，他尽力不做兄弟阋墙的刀；晚年时，他把拳拳孝心寄予北方那封电报。毛主席的“照顾”批示，既为一位母亲撑起了安稳，也让世人看见大国领袖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