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张学良重获自由，被问起最崇敬的人时坦言：一共有三个

1990年3月31日，台北近郊新店安坑的山路还带着昨夜的雨意。警车一闪而过，张学良在后座透过玻璃望向模糊的山影，沉默许久。看到负责交接的军官伸来钢笔，他只写了六个字：自由来之不易。

飞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后，几名此前从未谋面的大陆记者向他递上采访申请。张学良笑着点头，语气很轻：“各位远道而来，咱们慢慢聊。”当被问及此生最崇敬的人，他抬手竖起三根指头：“一共有三个。”简短的回答，让在场所有人神情一振。

第一个名字，众人并不意外——孙中山。1922年9月，奉系代表抵粤，商讨联吴讨直。那时的张学良不过二十出头，却早被父亲允许旁听机要往来。孙中山寄来“三民主义”英文译本，还附言一句：“青年，可以成事。”张学良反复抄录要点，常拿来与同袍讨论，说白了，他是把孙中山当作理想与胆气的化身。

1925年仲春，孙中山亲笔“天下为公”相赠，言辞亲厚。不到一年，孙中山病逝，遗体停放在北平碧云寺。奉系连战连败，张宗昌鼓噪要炸陵泄愤。张作霖一时动摇，张学良闻讯夜奔帅府，直扑会议室劝阻：“毁陵必失人心！”会后他干脆派一个加强连把守碧云寺，又悄悄联络守陵人李荣、协和医院医生，暗地转移灵柩。那几夜，奉天少帅几乎没合眼，嘴里直嘀咕：“孙先生若在天有灵，也得让我担这一份责。”待中山陵落成，他亲自押送遗体南迁，这才松了口气。

第二根手指代表毛泽东。张学良在记者面前略一犹豫，却还是说了名字。他和毛泽东从未谋面，却有几次奇妙交集。1935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路过西安，向他借路费并畅谈陕北见闻，“毛先生不是妖魔，是能救这个国家的人。”这番话让张学良心里直打鼓——蒋介石口中的“共匪”，到底是什么面貌？

1936年初夏，他在洛川收到一封落款“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报，约在肤施磋商大计。手下见他看完电文怔立许久，轻声问：“张将军，可要复信？”张学良只是挥手：“先放着，我想想。”兵谏计划已成定局，他最终没能赴约。但当年冬天，他扣押蒋介石后第一时间又拍去电报，请中共派代表协商抗日细节，这才有了周恩来飞赴西安的历史一幕。

还有一段插曲常被忽略。1931年冬，由董健吾牵线，张学良为董之子与两名小男孩凑足赴苏学费。那对兄弟正是毛岸英、毛岸青，纪律严明的少帅一句“孩子好好读书”，意外成了毛泽东一家渡过危难的关键。几十年后，有学者向张学良提及此事，他淡淡笑道：“只是搭了一把手，谈不上恩情。”

最后那根手指，指向周恩来。1936年4月9日，西安城南一间普通公馆里，两人首次会面。陈纳德的航校学员们在院子练习发动机点火，噪音震耳，周恩来却镇定自若，开门见山，“中国到了生死关头，外患当先，内战当止。”张学良记得自己的回答很直接：“我可以拥护抗日，但你们得让我看到真实的诚意。”短短两小时，他们交换了对日作战、国内局势和东北复兴的看法，没谈私事，没绕弯。临别，周恩来轻握他的手：“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中国负责。”

12月17日，周恩来再赴西安，八日九夜与张学良同案研判形势。有人回忆，两人常在半夜推开窗子看星空，周恩来指着北斗说：“若要救国，需众人拾柴。”张学良点头：“共赴其难，就是这个理。”可是蒋介石被送回南京后，形势急转直下，周恩来赶到机场也来不及阻拦。此后天各一方，但周恩来在各种谈判、书信里多次提出释放张学良。1944年他写给罗斯福的备忘录里甚至列出条件，“必须先放张、杨两将军，以示对全国爱国力量的尊重。”字句干脆，没有半点客套。

进入五十年代，台湾当局以“特别犯”名义将张学良迁往新店清泉岗；而北京在民族解放的庆典上仍保留他的名列。1961年周恩来托友人送去一句话：“为国珍重，后会有期。”译得通俗些，就是“好好活着，总有机会再见”。可惜1975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北京传来噩耗，新店旧楼里，张学良沉默整整一日，一字未言。

采访快结束时，有人随口追问：“将军，这三位之中谁对您影响最大？”张学良摇摇头：“不能比，他们分别代表理想、实践、人格，这三样都少不得。”说罢，他合上笔记本，像是给自己也关上了一页。

2001年10月14日凌晨，檀香山医院的监视器记录了他的最后心跳，101岁。护士整理遗物时发现一本旧相册，扉页夹着一张泛黄便签，上面仍是那行熟悉的字迹：自由来之不易，理想须有人守。没有落款，似乎也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