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主席请王进喜吃大餐，12道菜端上来，王进喜：没吃饱

1970年深秋，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里，王进喜把一张写满数字的手绢塞到护士手中，声音很轻：“这是补助款，替我交回去吧。”医护人员愣在那里，想起六年前的一个晚上——那场足以写进史册的宴会。

时间回到1964年12月26日。冬风凛冽，紫禁城的屋檐被月光镀上一层冷光。这天本是毛主席七十一岁寿辰，警卫部门却接到一道反常的指示：食堂腾场地，摆三桌，每桌十二道菜，标准要高，但不能铺张。最重要的一条——把大庆的王进喜请来。

消息传到王进喜那里，老铁人一口窝窝头差点卡在嗓子眼。他在大庆井队正忙着检修设备，听说要进京，连夜坐上闷罐车。同行的工友打趣：“老王，主席请你吃大餐，可别又蹦井里搅泥浆啊。”王进喜咧嘴笑，却攥紧了那顶被机油浸得发黑的鸭舌帽。

抵京当晚，北大红楼礼堂暂作厅堂。朱红大门一推，热气和菜香扑面。鸡鸭鱼肉摆成两排，热气腾腾。王进喜站在门口，汗水顺着黑亮的额头往下淌。警卫催他入席，他只顾擦手：“这鞋底子沾着钻井泥，上桌不好看哇。”

落座后，他被安排在毛主席右侧。离偶像这么近，铁人竟有些不知所措。毛主席举杯前，先环顾全桌劳动模范，语气像家长：“艰苦奋斗的同志们，工作第一，饭也得吃饱。”屋里笑声一起，气氛松快下来。

菜一道道端上来：清蒸桂鱼、东坡肉、干烧虾仁……十二道，色香俱全。可王进喜的注意力，全被主席的话吸走。他怕漏掉一个字，筷子半举在空中就忘了往嘴里送。身旁的电力专家孙秉德小声提醒：“老王，夹菜啊。”王进喜挠挠后脑勺，嗯了一声，筷尖却又停在半空。

宴席将散，毛主席特意握住王进喜的手：“你们大庆精神，鼓舞全国。以后还得靠你们打更多的高产井！”王进喜“是，是！”连声答应，粗糙的手掌汗津津的。不久，人散灯灭，他和护送的警卫员并肩走出红楼。夜深街空，肚子忽然“咕噜”一声。警卫员忍住笑：“王师傅，怎么还饿？”王进喜挠头：“光顾着听主席讲话，筷子都忘挥了。”

附近早点铺子尚未打烊，他买了两根焦圈、一碗豆腐脑，就着热气呼噜下肚，才算“补课”。多年后他在日记里写道：“主席念着劳动人民，咱更要干好活，不敢误国。”

宴会背后，是一段艰苦到极致的岁月。1960年冬，零下四十度的萨尔图荒原，1205钻井队拖着六十多吨设备艰难行进。没有绞车，也无平整公路，麻绳勒进肩头，裹脚布一夜冻成冰板。王进喜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咱们想法子整出来。”这句话后来传遍全国，可当时的他不过想让钻头早点咬住地层，让油流出地面，好让北京城的公共汽车不再拖着沉重的煤炉。

第一次井喷发生在深夜。泥浆溅得人睁不开眼，压力表的指针狂跳。常规办法来不及，王进喜一个箭步跳进泥浆池，双臂搅动，“快！把水泥倒进来！”工友们紧随其后，用身体当搅拌器，硬生生压住了井喷。不久后，第一股原油在晨曦里喷出，黑得发亮。大庆油田日向全国输送万吨原油，中国从“贫油国”行列里昂首而出。

功劳簿上写满数字，却掩不住油迹。长期和高温钻机打交道，王进喜胃病缠身，常靠茶缸里泡着苏打粉熬过疼痛。有人劝他去休假，他摆手：“井口要人盯，没有眼睛盯着它，它就跟小孩一样贪玩。”1970年国庆，他依旧站在观礼台，跌跌撞撞也不肯坐下。十月末，病危通知下达，医生要求全力救治，他却记挂着东五区又要开新井。

病房里，他把那条小手绢交给组织，里面是两百多元补助款，还有半页字：给工人疗养院、给困难户、给技术书籍。“我一辈子是党的人，有口饭吃就行。”说罢，他沉沉睡去。11月15日凌晨，心脏停止跳动，年仅四十七岁。

消息传到大庆，钻塔下的汽笛拉响整整一分钟。有人哽咽着说：“老王走了，井喷谁陪俺们跳？”一句话，合着北国寒风，飘散在无边荒原。

回想那十二道菜的夜晚，人们才懂得，真正让王进喜“吃不饱”的，不是肚子，而是一颗始终燃烧的心。他吃不够的，是知识、是担当、是对石油事业的渴望。那股子“能量不够就再添柴”的劲头，后来被浓缩成八个字——“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它驱动了胜利油田、塔里木油田，也撑起了共和国能源脊梁。

历史书里留下一行行数字：1960年，大庆原油97万吨；1963年，六百多万吨；1966年，年产破千万吨。数字背后，站着王进喜和数万名石油工人。一场生日宴，不过是领袖对劳动者的礼敬，而老铁人心里装的，却是更深更重的国之责任。

如今，再走进中国石油展览馆，玻璃柜里那顶旧鸭舌帽依旧黢黑。讲解员轻声说：“这顶帽子，陪他度过了大庆最冷的冬天，也见证了那顿没吃饱的生日宴。”参观者静默良久，似乎又听见晚冬夜色里那声响亮的“咕噜”——一颗为国燃烧的心，仍在腹中翻滚，催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