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何不排斥佛教？毛主席：信佛之人与共产党人有一个共同点

“1961年秋天的傍晚，毛主席笑着对身旁的班禅说：‘众生要解脱，咱们也要解放，中国这条路，其实是一回事。’”短短一句寒暄，外人只当作聊天，细细揣摩，倒能看出他对佛教既不神秘化，也绝不排斥。

说起毛主席与佛教的最早接触，不得不提母亲文七妹。清末民初的湖南乡村，烧香吃斋在妇女中极常见。母亲两胎夭折后，听人劝拜观音、认石头当“干娘”，只盼孩子平安。毛主席后来回忆，“这其实是一位母亲的急切。”童年的他跟着母亲布施乡邻，看多了贫苦，也看到了“慈悲”落在现实里的那点温度。

家庭另一面却是父亲毛顺生的务实与严厉。老毛头不信神佛，只信算盘。母亲布施几升米，他能争得面红耳赤。父母的拉扯，让少年毛泽东很早就学会旁观——佛教有情怀，但光情怀救不了窘迫的日子。于是，他既接受母亲行善的动机，又开始怀疑“迷信”能否解决根本问题。

怀疑被系统知识点燃是在东山学校。老师李漱清建议把荒废的祠堂、庙宇改成学堂，毛泽东第一个举手赞成。“学问，才能破蒙”，这句话他后来常对朋友念叨。信仰之壁被推开一角，理性思考趁机生根。

时间推进到1936年，毛主席对斯诺谈到童年往事时已能轻描淡写，“小时候母亲信佛，我受过影响，但我更相信知识能救国。”然而他并未因此贬低佛教，相反，他将其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说白了，拆庙不是目的，培养读书人、救苦人，才是核心。

1947年2月，转战陕北途中，毛主席夜宿佳县南河底。白云山白云寺香客不断，警卫员李银桥劝他骑马上山，他摆手拒绝。“不是装样子，山门前骑马总觉不妥。”在他看来，庙宇首先是文物，其次才是宗教场所，尊重文化就是尊重历史。山顶风大，他仍驻足良久，低声嘱咐随行人员记录殿宇布局，准备日后修缮资料。

一年后，中央机关移驻西柏坡，途中大雪封路，毛主席与周恩来、任弼时借宿五台山塔院寺。大殿里，几位喇嘛正在整理残缺藏经。主席随口与青海喇嘛罗真呢嘛交谈，谈到“有生即有灭”，又笑问“那么，蒋介石那一套可惜吗？”喇嘛一时语塞，众人哄笑，气氛却不失庄重。毛主席转而关心经卷保护，方丈讲起抗战时日寇焚经毁像的惨状，他当即表示，“新中国要出面修复，文化遗产不能再断。”

新中国成立后，对佛教的态度更趋明确。1955年，会见西藏、内蒙古等地宗教领袖时，他直言：“佛说普度众生，我们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本质都在‘众生’二字。”他鼓励僧俗合作治理地方，又提醒：“光懂佛法不读自然科学，难免落后；只懂科学不懂本土文化，也站不稳。”这番话后来被不少学者视为宗教中国化的起点。

1961年9月，北京中南海颐年堂内，再次召见藏传佛教高僧。毛主席手边摊着《金刚经》汉、藏两种版本，他指着经文说：“无我相，无人相——翻成今天的话，就是要反对个人主义。”他还笑称自己“抽空琢磨佛学”只是“求异”，真正目的在于把传统资源转化为治国理政的话语工具。

其实，主席批示、讲话中引用佛典并不少见。“如来佛手掌心”“普贤愿海”“一念成佛”……这些来自《大乘起信论》《华严经》的词句，被他巧妙运用在军事、外交甚至干部整顿场合。高层干部听得云里雾里，却也明白领导人借旧典阐新理的意图——传统并非包袱，而是弹药。

总结毛主席“不排斥”佛教的几条逻辑，首先是文化维度：两千多年沉淀下来的建筑、碑刻、经典，不保存就等于自断根脉；其次是社会维度：僧尼也是劳动人民，联合他们有利于巩固统一战线；再者是思想维度：佛教肯定“众生平等”，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解放在落点上并非南辕北辙。换句话说，他看重的是“共同点”带来的现实价值。

当然，主席的肯定并不意味着无条件迎合。他反对宗教特权，反对借佛法麻痹群众。1964年，有人提出在某地兴建超规格大佛像，他批示一句：“劳民伤财，无益觉悟。”态度鲜明。

七十年代初，主席病中仍让工作人员搜集敦煌写经影印件。那时，他已难长时间阅读，却坚持翻看，用浓重的湘音说：“都是好东西，不能扔。”从故乡祠堂到陕北古刹，再到中南海书桌，一条隐线贯穿始终——对佛教文化加以批判继承、合理利用，而非迷信或割裂。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毛主席的做法提供了一种处理传统与现代、信仰与理性的开放思路：先理解，再选择；先保存，再改造。佛教之于他，既是情感记忆，也是治国工具，更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