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污点和困惑只有1个，胞弟周作人为何要当汉奸？原因也就1个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但他的人生却有一个“污点”，当然，这个“污点”也是他至死都想不明白的困惑——他的亲胞弟周作人，曾是斗士，是旗手，以其深邃的思想、犀利的笔锋，勇敢地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最前线，呵斥礼教，痛击军阀，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热血沸腾的青年的“精神领袖”之一，可最后为何会甘愿从“五四”名将、一代名士堕落为汉奸呢？

关于周作人如何沦为汉奸的经过，想必读者们都比较清楚了，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地方，到时候可以留言，笔者愿意撰文讲述，但今天就客观分析下，他沦为汉奸的原因。

纵观周作人的一生，就是一个大写的悲剧，但他的悲剧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带着浓厚的时代色彩，以现代知识群中的一种典型的精神现象存在，这一点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尤其是知识分子应当引以为戒。

那么，周作人的悲剧究竟意味着什么？

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正处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状态，这就让作为小资产阶级一部分的广大知识分子成了一个矛盾体，他们既有丰满的理想，希望彻底推翻令人恨之入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但同时又不得不接受骨感的现实，因为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后盾，或多或少地要依靠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养活，因而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保持着暧昧不清的关系。

很显然，正是由于当时中国这一特定社会条件，让这些知识分子具有了革命和妥协的两面性。这是一种必然现象，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因此，这些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决定了他们在那样一个“不是生，便是死”的大时代里，要经过一个自我蜕变的艰难痛苦的历程。

所以，在艰巨的革命斗争中，知识分子群体必然要分化，一部分要倒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充当他们的“卫道士”，另一部分人则会经过革命的锻炼，自觉地投向革命的阵营，同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抗争到底。

鲁迅和周作人这对亲兄弟就刚好成为这两类不同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问题还不仅于此。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面性还在于他们身上要承受双重的重负，既有社会环境的外部险恶，也有文化传统本身的内在黑暗。

从前者来说，有时候或许能凭着一腔的正义和血刚之躯战胜之，就后者而言，问题却又复杂得多，勇士们虽也有心超越之，但还是防不胜防。

因为，被传统严严包裹的知识分子已和传统文化的优劣部分都深深结下了不解之缘，要想除却，的确相当困难，诚如鲁迅所言：

“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却他而不能。”

被鲁迅先生所称为“毒气和鬼气”的传统，至少应包含两重屏障，一重便是所谓的纲常伦理，亦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自用之学”，这是传统文化维护封建礼教的根基。另一重便是“中庸之道”的士大夫气魄，对于前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广大知识分子便是要将这套伦理纲常推翻，重建一个民主的共和国，所以不存在拖他们后腿的问题，而对后者来说，却不然，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要想摆脱这一“中庸和谐”思想的控制，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鲁迅和周作人同样都是思想界出名的反礼教斗士，反帝先锋，但鲁迅自始至终能和民众团结在一起，很顽强地同自己身上的“毒气和鬼气”作斗争，因而，他能摆脱中庸思想的影响，毕生呼唤着国民人性的自觉。

周作人却不是这样，他的士大夫气一直很严密地包围着他，使他陷入了中庸协调的境界而终生不能自拔，可以说，这正是他悲剧的开始。所以说，周作人以后沦为汉奸反动文人也绝非偶然。且看他的思想足迹：

周作人1919年发表的《小河》一诗：

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怜的小草
我喜欢水来润泽我
却怕他在我身上流过
我愿他能够放出了石堰
仍然稳稳地流着
向我们微笑
曲曲折折地尽量向前流着
经过的两面地方都变成一片锦绣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
只怕如今不认识我了
他在地底里呻吟
听去显然细微，却又如何可怕
这不像我的朋友平日的声音
被轻风搀着走上河滩上来时
快活的声音
我只怕他这回出来的时候
不认识以前的朋友了——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过去
我所以正在这里忧愁

周作人在这里把水比作人民，既对水有着期待有着特殊的赞美，但是更残酷的也许是水的另一面：“水”一旦冲出堤堰，便会泛滥成灾，肆虐地吞没一切，颠覆一切，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周作人的意思是再明白不过的，他已预感到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的大动荡。当人民革命要真正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时，他却瞻前顾后，忧心忡忡，这正表现了小资产阶级所特有的那种两面性，既渴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又不能付诸行动，而是小心翼翼地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免得惹火上身。

后来，周作人在剖析自己时又这样说道：

“我以前因张风举的拉拢，与东吉详诸君子谬托知己有些来往，但是我的心里是有两个‘鬼’潜伏着的，即所谓绅士鬼和流氓鬼。我曾经说过，以开店而论，我这店是两个鬼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所以去和道地的绅士们周旋，也仍旧是合不来的。有时流氓鬼要露出面来，结果终于翻脸，以至破口大骂；这虽是由于事势的必然，但使我由南转北，几乎作了180°的大回旋，脱却绅士的“沙龙”，加入以前那么想逃避的女校，终于成了代表，与师大共存之，我说命运不可测就是如此。”
(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四、六，女师大与东吉详(二）》）

他还说：

“自己心头的这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言行。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秘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当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以升天堂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立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见张菊香《周作人年谱》P227）。

正是周作人心头的这两个“鬼”，彼此斗争，使得周作人常常是进退为难。可以认为，1927年前，“流氓鬼”占绝对优势，这使得周作人能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而在1927年之后，“绅士鬼”便逐渐压住了“流氓鬼”而稍占上风，正是这个上风，却拉开了周作人人生悲剧的序幕。

更为可悲的是周作人堕落为汉奸之后，竟没有丝毫的忏悔之意，似是心安理得，因为周作人看来，他似没有那的为日本人卖命而戕害国民的妇颜卑膝的心理。

在笔者看来，周作人毕生追求着一种至关重要的理想境界，不以大众是而是，不以大众非而非，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人生评判标准。

他曾一再声称要“在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为自己找一个安身立命之点。”这一点，实际上就是要把他心中的“叛徒”与“隐士”完美地结合起来，既要成为超脱人间苦难的隐士，又要使别人相信并且特别是要使自己相信仍是旧世界的叛逆者。

正因为此，他大傲若谦，宣称自己无所信仰，他相信自己，以对自己的信仰代替了其他信仰。

基于如此脱俗的精神状态，那么任何庸俗乃至于犯罪的举动，在别人看来，可能十恶不赦，但周作人却自我感觉很好，所以当人们纷纷谴责他卖国时，他却始终未有深刻的忏悔之意，还几次援引“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以此求得自己的心理平衡。

从此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当那些在以前干了坏事的人在晚年良心不安受煎熬时，周作人却在心灵上没有丝毫的内疚和不宁。

说到底，周作人沦为汉奸的根本原因就在活在了自己的世界里，始终自我感觉良好，这就是他最大的悲剧所在。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那场红色大浪潮中，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遭遇下，带着许许多多的谜团离开了人世。

但是，他死后没有人去悼念他，也没有人去看望他，或许人们至今都无法原谅，他以鲁迅先生人生中唯一的“污点”的形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