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和商鞅为什么注定没有好下场?
历史的长河奔涌向前,其动力往往来自于那些敢于逆流而上的弄潮儿。
在战国时代大裂变的宏大画卷中,吴起与商鞅无疑是两颗最为璀璨也最为悲怆的星辰。
他们以超凡的才智与魄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将积弱的旧邦打造成令列国胆寒的强国,最终却被自己亲手点燃的烈火所吞噬。
这并非简单的个人悲剧,而是一场关于权力、利益与制度变革的终极博弈。
其核心悖论在于:一场旨在强化国家的深度改革,必须通过深度触动并剥夺旧统治阶层的特权来实现,而改革者自身的权力与生命,却又依赖于这个旧体系中最顶端的君主个人。
当君主的庇护消失,被激怒的整个特权阶级的反扑,便如决堤之水,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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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
一、吴起强楚:一场疾风暴雨般的政治手术
当吴起踏入楚国时,他面对的是一个“贫国弱兵”的烂摊子。
《战国策》对此有精炼的概括:“府库空虚,士卒散漫,百官浮沉。”
楚国之弊,病在根骨——庞大的贵族集团如同寄生在大树上的藤蔓,汲取着国家的养分。
楚悼王决心求变,给予了吴起前所未有的信任与权柄,一场针对楚国政治躯体的“外科手术”就此展开。
一是人事改革的雷霆手段:裁撤冗员,削夺特权
吴起的改革剑指最核心的利益分配体系——官职与爵禄。
他“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这短短十个字背后,是一场席卷整个楚国上层的社会地震。
根据《韩非子·和氏》及后世学者估算,吴起一次性裁撤了超过300名中高级官员。
其中,约三分之二来自于昭、屈、景三大把持国政的贵族家族。
这一举措,不仅清除了行政体系中的冗员,更是一次对盘根错节的贵族网络的毁灭性打击。
其经济效果立竿见影。
这些被裁撤的官员及其附属人员,每年消耗的俸禄折合黄金约3万镒(以战国度量衡计,约合今天的75吨),这相当于楚国两年半的财政收入。
吴起将这些巨额财富,全部转向了“抚养战斗之士”的强兵目标。
二是经济资源的军事化再分配:打造职业化新军
吴起建立了名为“选练武士”的精锐部队,规模高达8万人。
这支军队完全脱离了旧有的贵族封邑征兵体系,由国家财政直接供养,并全部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铁制兵器。
为了激励士气,他给予了士兵极高的待遇:“岁俸五十石,田宅各一区”,这是普通楚国士兵收入的五倍以上。
更重要的是,他推行了彻底的“军功授田制”。
根据出土楚简《吴起变法令》残篇记载,其标准大致为“斩一首授一田”。
通过这一制度,吴起将从贵族手中收回和新开拓的约80万亩土地,重新分配给了在战争中立功的平民士兵。
这不仅打造了一支虎狼之师,更在楚国固化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上,撕开了一个口子,创造了一个依附于国家、忠于新政权的军功地主阶层。
三是对世袭特权的终极打击:三世而收爵禄
在所有改革措施中,最具颠覆性的是“封君之孙,三世而收爵禄”。
这意味着,贵族爵位和附带的采邑不能再无限世袭,传至第三代时,国家将收回其特权。
据《史记》等文献统计,此项政策直接触动了楚国180多家封君的利益,其中超过70家在法令推行后的三年内失去了爵位和采邑。
贵族子弟赖以生存的“禄田”被大量收回,据估算总面积高达200万亩以上。
这已不是简单的利益调整,而是对贵族阶层生存根基的彻底动摇。
吴起的辉煌成就与血腥结局
吴起的改革效果惊人。
变法三年后,楚国“南平百越”,疆域向南扩展千里;“北却三晋”,在公元前385年的鄢陵之战中大败当时最强的魏国;“西伐秦”,攻取秦国河西之地七座城池。
楚国迅速从一个暮气沉沉的南方大国,崛起为“兵震天下,威服诸侯”的霸主。
然而,仇恨的种子早已埋下。
以阳城君为首的旧贵族集团暗中结盟,只待时机。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病逝,吴起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保护伞倒下,贵族们即刻发动政变。
吴起虽有惊世之才,此刻却无兵可调,被迫逃入楚悼王停尸的灵堂,伏在王的尸体上,希望以此让叛乱者投鼠忌器。
但疯狂的贵族们已然不顾一切,乱箭齐发,吴起当场身亡,楚悼王的尸体也中了不少箭。
继位的楚肃王依据楚国“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的法律,诛杀了参与此事的70多家贵族。
这看似是一场迟来的正义,实则是新君借机清算政敌的权力洗牌。
吴起已死,他的变法事业也随之夭折,楚国重回贵族政治的老路,与历史的机遇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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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死于楚悼王之侧
二、商鞅在秦国:一场系统而冷酷的制度革命
相比于吴起在楚国的疾风骤雨,商鞅在秦国的改革更为彻底、系统,也更为冷酷。
在秦孝公毫无保留的支持下,他用了二十年时间,完成了一场将秦国从部落化、封建化国家改造为中央集权制战争机器的伟大工程。
一是军功爵制:对血统论的彻底否定与社会阶层的重塑
商鞅推行的“二十等爵制”,其核心原则是“宗室非有军功不得属籍”。
这意味着,即便是秦王公族,如果没有战场军功,也会被从宗族名册上剔除,丧失一切政治经济特权。
这一政策堪称对中国上古世卿世禄制的致命一击,据《商君书·境内》及云梦秦简的记载,在商鞅变法期间,秦国公族成员中约有60%因无军功而失去了贵族身份。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平民阶层的崛起。